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ETS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选取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和最近邻匹配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ETS试点政策划分为五个时期，探究中国ETS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结果表明：ETS试点政策各阶段均能显著降低试点省份行业碳排放，但各阶段减排效应差异较大。试点政策发布初期，总量管制通过降低配额供给，提高企业合规成本和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倒逼高碳排企业主动减排；试点政策实施后期，总量管制的冲击效应减弱，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机制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供应链话语权两条路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重污染、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在各分项的良好表现均能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企业能否通过提升环境、社会、治理（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表现提高创新绩效,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通过声誉效应和资源效应来提升创新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我国碳交易市场价格周期及其波动性特征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之一.碳交易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情况是碳市场机制设计合理性的直接反映.文章对我国碳交易市场价格的周期及其波动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各个碳交易试点在履约期内价格变化具有相似的季节性特征,并且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引入对于市场活跃度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文章对于碳交易价格变化规律的探索可以作为制定市场价格波动平抑政策和设计碳金融产品的依据,并且可以为全国性碳市场制度设计提供借鉴.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创新试点政策能够引领企业创新吗?———来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6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所得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试点政策不存在时滞效应,且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但因企业规模、技术水平、控股性质和城市规模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创新试点政策对于中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控股企业和大城市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提高企业集聚程度、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为合理评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以及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

文章以甘肃省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减排效果逐步增大。研究期内,政策启动后第1年碳减排率为11.16%,次年为11.73%,至2019年减排率高达42.85%。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居民环保意识增强四个渠道作用于碳排放。因此,在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并针对试点过程中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保障政策预期效果的实现,同时要探索试点政策促进碳减排的多维路径,促进地区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实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其理论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试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推动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要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清洁转型进而提升生态福利绩效;而技术创新的生态福利绩效提升效果不显著。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沪港通与深港通的研究

围绕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带来的收益和回报,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沪港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沪港通）和深港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深港通）的实施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样本中,入选沪港通和深港通标的的上市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外开放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股票流动性和增加风险分担三个渠道提升了上市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成为沪港通和深港通标的的非国有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投入水平;进入机制内的上市企业应收账款占比显著下降,即股票市场对外开放提高了上市企业现金流的稳定性,这可能是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原因之一。     

碳强度减排指标约束下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效率研究

以碳强度作为减排约束指标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全球减排义务而做出的庄严承诺,而碳排放权的分配是决定能否兑现承诺的关键。利用ZSG-DEA模型研究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额度及效率,并将其结果与基于人际公平原则、溯往原则、支付能力原则、传统DEA模型的分配结果及实际排放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各省区在不同原则下获得的碳排放权及减排压力的差异。结果显示:基于ZSG-DEA模型的分配结果更能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且避免了因减排对产能造成的剧烈冲击,不仅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而且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最后,从利益协调、差异化减排策略、市场化减排机制和重塑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省际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进口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对已有企业层面进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改进,从进口产品质量角度研究了我国进口促进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从一般贸易的进口来看,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资本品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技术溢出和市场扩大是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促进创新的两个显著性路径,但是,降低生产成本路径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显著性路径;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持续创新的时间.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中国实施进口促进政策具有合理性,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政策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碳排放权期权定价及实证研究

文章在分析碳排放权交易现状之后,提出基于碳排放权标的期权,分析其避险作用,并且给出了基于完备市场下的定价方法。文章构建了一个基于欧盟配额的碳排放期权,由于欧盟市场交易数据存在异方差特性,建立条件异方差模型估计波动率,从而通过期权定价模型给出了期权的理论价格。     

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碳排放量控制效率的经济解释

从规模经济、学习经济、网络经济和适应性预期等经济学角度,作者揭示中国碳排放量锁定在技术和制度的复合制度体系。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高碳企业因承担额外环境成本导致最优产出下降,驱动高碳行业降低碳排放总量;低碳企业因获得额外环境收益导致最优产出增加,驱使资金流进低碳行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水权制度、取用水许可管理与农户节水技术采纳———基于差分模型对水权改革节水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华北地区开展的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502个马铃薯种植户的三期微观调查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与三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及交易与取用水许可管理两项政策对农户节水灌溉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施行单一政策的地区相比,在两项改革政策同时施行的地区,农户采取节水灌溉技术的比例显著提高。同时,本文探讨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政策促使农户节水的机制,发现: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及交易政策是基于对水权和井权的明晰化促进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而取用水管理政策是基于对灌溉井数量扩张的控制促进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纳。研究显示:要实现农业节水目标,必须综合发挥市场化手段和政府的作用;必须严格控制新打灌溉井,进一步明晰农业灌溉井产权结构,推进村集体所有和共有灌溉井管护机制创新,形成良好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