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越来越重要的贸易大国和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仅反映在贸易规模扩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对198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滞后二期对货物贸易结构变化有积极影响;通过对2006-2010年间的七个具体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证实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对这些行业的进口贸易结构变化更显著,但由于数据的原因仅通过了KAO检验。两种检验结果说明,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无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还是流量都具有一定的贸易结构效应。     

基于HMC-FMEC模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研究

借鉴新贸易理论中的异质边际成本-固定市场进入成本模型,文章通过一般均衡框架,可以明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各种因素经由企业利润形成机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机制的影响;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机制的经验事实及其争论的实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完善发展提供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投类型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我国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了风险投资及其类型是否会改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了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当企业有风险投资介入时,企业研发支出提升、专利申请数增加,且这一影响仅存在于具有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介入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影响的路径是风投机构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增强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缓解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     

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遗传匹配的微观证据

土地价格高企已成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间接区位因素。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国家信息中心地块交易数据,运用遗传匹配算法,实证检验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价格上涨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加。一方面,地价上涨影响企业跨期购地决策,使企业在当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替代策略;另一方面,土地具有生产要素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地价上涨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抵押额度,进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城市和地块层面的异质性均会影响地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在排除内生性、避税行为影响以及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异地购地和租赁土地不能完全消除高地价带来的成本和竞争压力,企业仍然具有国际化经营的动机。本文结论为企业合理配置要素,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贸易保护壁垒以及威胁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首要因素,使得企业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保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文章综合了大量的考察资料的基础,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做出了定量定性分析,对于国外的贸易保护措施影响做出结果分析以及定量相关评估。     

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失衡的实证研究 ——以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失衡为例

 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危机导致的新一轮贸易摩擦,其产生根源是中国对主要出口国不断加剧的贸易失衡。而传统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对缓解贸易失衡均有一定局限性。许多国际经济学经典模型都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具有减小投资国贸易顺差的作用,同时,一个基于协整技术的贸易差额决定模型证明,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减小日美贸易顺差具有显著作用。我国可以利用当前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大量累积和世界范围内的相对宽松货币政策等机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企业国际化的同时适当缓解贸易失衡以应对贸易摩擦。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4年中国省级层面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释然法(LIML)及差分矩估计方法(GMM),对影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是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要素,这一结论与当前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关于生产率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合作不存在生产率悖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尚未产生滞后影响,前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带动作用;产业规模优势、政府的参与程度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农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产业集聚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积极作用。据此,从企业层面和政府视角提出了具体应对政策与建议。     

O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机理与实际测算

国际直接投资不仅会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也会对投资母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机制,并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数理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效应、利润汇回效应和贸易效应所包含的七个渠道影响母国国际收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会造成母国国际收支净效应为负的情形,但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累积,国际收支净效应会逐步为正。最后本文测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大于国内投资收益率;近年来国际收支净效应持续为负,但对改善 “双顺差”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矿产企业对外投资的宏观经济影响因子实证检验

文章在直接投资宏观理论的基础上,以我国的出口、银行利率、汇率、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解释变量,采用1990～2008年的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对外矿产资源企业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分析等研究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内在关系,得出影响我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主要为GDP、利率和汇率。其中GDP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内利率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正相关性;汇率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7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给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商品出口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出口,但促进作用在异质性视角下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①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间品和消费品出口,对资本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②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强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③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间品和消费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资本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间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的影响均不确定;④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⑤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抑制了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关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研究,目前国内实证分析大多集中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探讨上,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文章运用回归技术对1982～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规模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产生较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时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具有改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往来愈发频繁,对沿线地区的辐射效应也开始突显。不仅为中国对外贸易开辟了新市场,也大大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吸引周边企业进驻、企业间相互学习、经验借鉴等方面发挥作用。但该倡议是否真正促进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何有效地识别、评估投资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实证研究部分采用了商务部每年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选取2008—2017年这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作为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将人均GDP、出口总额、汇率变动率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匹配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沿线地区的对外投资效果进行实验检验,进一步证实实验结论的稳健性。结合研究结果来看,“一带一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Panel Data的地区差异检验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中国FDI的贸易效应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密切度影响中国FDI的贸易效应的空间变化。根据不同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密切度,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地区分类。     

贸易保护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研究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其动因研究成为探讨的热点问题.文章利用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保护对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保护对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最后验证了贸易壁垒对“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并不显著.在美国贸易壁垒增多,中关贸易摩擦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加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和“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的力度,借此化解贸易保护压力,实现和谐共享的贸易战略.     

一部国际经济问题的计量研究力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简评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项本武博士的专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研究的新尝试.该书在对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了政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调整方向,以及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完善措施.     

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决策的影响

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出口、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模式。为了考察企业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按非出口、仅出口、仅投资和既出口又投资将全部企业划分为四种国际市场参与模式,使用多值Logit模型及相对风险概率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选择对外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可能出口,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可能对外投资;不同地区企业的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最后本文进一步从对外投资经营形式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引致出口效应”进行了解释。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空间关联性研究

在微观上探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空间特征是理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及其空间关联变量指标进行微观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不仅存在直接正向空间关联性，而且存在通过抵消企业低管理效率不利影响的间接正向空间关联性；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空间关联性仅存在于邻省之间，并不存在于非邻省之间；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邻省空间关联性存在异质性，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企业并不存在这种关联性。研究结果意味着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空间协调性，发挥空间关联的积极作用。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改进的经典Chenery“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产业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互为因果关系,再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其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即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现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仅仅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未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经营活动的跨国转移,是“创造”还是“转移”了本国就业？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5-2007年1016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数据匹配和倍差法(DID)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经过检验有如下发现: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二,与其他投资动机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三,对高收入国家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并没有明显替代本国就业;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创造”了国内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