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可有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拉动效应研究

厘清数字经济产业驱动传统产业发展的“红利”效用,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研究议题。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6月发布的数字经济产业分类标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利用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的样本数据,从投入产出模型视角测度数字经济产业在连接、平衡和带动传统产业发展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从产业关联效应来看,数字经济产业的内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说明数字经济产业是促进经济“内循环”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数字经济产业前向关联大于后向关联,对下游产业的支撑大于对上游产业的拉动,属于要素驱动型产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数字经济产业最为密切,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从宏观经济效应来看,数字经济产业的产出效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的带动作用还未充分释放,但与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一旦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完备,数字经济红利向外辐射,将为国民经济带来更强的收入和就业拉动效应。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数字化”赋能成本;立足数字经济的主战场,打造数据要素...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293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集，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探讨盗窃犯罪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证明，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区域盗窃犯罪率进而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出行安全进而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于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差异展开讨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建设能弥补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劣势，提升旅游吸引力。此外，旅游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表明旅游资源禀赋是决定区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其带来“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旅游接待能力越弱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旅游接待能力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增收：效应与机制——基于县域的实证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对农民增收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8—2020年112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来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尚不明显；对农业县、经济欠发达以及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县域的农民增收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激发县域内生动力，提升县域创新水平实现农民增收；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县域可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条件β收敛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增长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反馈效应,这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非对称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非均衡特征;（3）在经济社会发展均衡的地区,其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Markov链刻画其区域差异和演变态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区域差异看，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更大，但总体上两者区域差异不断下降，且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从演变趋势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状态转移速度更快，流动性更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该促增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存在动态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与成熟型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空间集聚的渠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产业联动网络、推进高技术产业“聚链成群”的对策建议,为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助益。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发现2000-2014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群趋势以及正向空间自相关.利用2000年、2007年和2014年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资本、劳动力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要素,人力资本、政府支出、贸易开放度和交通基础设施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仍占绝对优势,而传统研究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将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及要素流动对我国城乡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经济集聚的工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地区收入差异及门槛回归的检验

利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经济集聚的工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工资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市场潜能对地区工资的正向效应显著;就业密度外部性对地区工资具有"门槛"效应;东部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具有替代关系,验证了市场范围的重要性;中西部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并不存在替代关系,验证了分工模式的重要性。经济增长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Williamson的"倒U假说"与Krugman和Elizondo的"对外开放假说"显著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就机制检验而言，居民消费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在其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西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分城乡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在使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数字经济增加值结构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逐渐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平台、新业态和新场景，如何在数字经济涉及产业频繁变化的情况下准确核算数字经济增加值，完成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等数据投入要素和产业数字化这一产业融合成果的增加值结构分解，对于探索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范式意义重大。文章采用产业范围界定与假设提取法相结合的“两步走”方法核算了全球50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总量，完成了数字经济增加值结构分解，分析了三类数字经济规模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界定和理解差异是造成不同研究方法之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总量核算结果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明确三类数字经济对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多元目标的具体作用，有利于增强数据要素投入的靶向性。     

数字基础设施、要素配置效率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组成,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物质支撑,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实基础。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要素配置效率在二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约束下,数字基础设施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数字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效果更强,对东北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效果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