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因果关系的识别

文章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我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且在经过PSM-DID、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创业激励效应存在城市区位和规模异质性,大数据战略仅对东部和中部城市以及一、二、三线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城市和四、五线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效应和营商环境优化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激发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     

长江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

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出了新要求。研究长江经济带自贸区试点政策实施的经济效应,对于更好地发挥自贸区试点的战略支点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一带一路”推进有机结合,加快形成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位于长江经济带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有限信息的政策评估方法——回归合成法,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五个方面对重庆、四川、湖北、浙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经济效应进行系统量化评估。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对当地的经济效应总体上是显著正向的,但是部分指标表现的显著性水平不高,经济效应基本上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和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等都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体制创新和贸易便利化改革是自贸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两个指标不够显著;自贸区政策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自贸区建设基础和发展定位是其政策效果呈现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且内陆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大于沿海自贸区。结果还表明,当前长江经济带五大自贸...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从数字经济的协同渗透效应和挤出效应出发，结合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16—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适度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并以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从富裕度、共同度、可持续度三个维度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并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从三个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数字产业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和社会消费效应影响共同富裕，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6.01%，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1.79%，社会消费效应的中介效应为5.74%。（3）在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水平高以及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从聚焦数字实际交付服务到数字贸易全覆盖

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球贸易的未来发展趋势。数字贸易区别于传统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是否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交易,但目前各国按照服务类型而非交易方式统计服务贸易,为数字贸易测度带来挑战。本文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从“数字可交付贸易”到聚焦“数字实际交付贸易”的研究,对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的数字贸易宽口径指标,确立宽口径的数字贸易核算框架,并采用贾怀勤（2018）提出的数字技术融合比计算方法,对我国2018—2020年数字贸易规模进行试测算。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为4.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数字交付贸易规模1.32万亿元,数字订购服务贸易规模0.99万亿元,数字订购货物贸易按跨境电商计算,规模为1.69万亿。本文深化了数字贸易规模测算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数字贸易规模测算体系和提出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影响测度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测度其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有利于加快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成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重要助推力;（2）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渠道促进对外贸易动能转换;（3）数字经济对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影响存在转换水平和区域异质性,在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处于较低水平、西部及东部地区时,数字经济促进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效果更为显著。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深化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制度创新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直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且该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正相关;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激励制度创新,从而间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其制度创新效果主要表现为提高了产品市场发育水平,而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效果主要表现为提高了要素市场发育水平。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

OFDI是中国进行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技术的研发利用和数字商品服务的供需关系，使得目前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和距离。而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国与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必然会引起国际投资和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劣。文章基于中国OFDI截面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数字经济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OFDI产生抑制性影响的结论；而后使用调节效应方法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市场消费能力、劳动力资源禀赋和知识技术水平影响OFDI。     

双元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文章运用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元创新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颠覆性和渐进性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推动效应、作用机制和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均有推动效应,对渐进性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强,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具有持续性,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区位和企业规模异质性;制造业集聚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中存在遮掩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中介效应;对外开放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中均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市场化进程在数字经济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表现为加持倍增作用,而在数字经济推动渐进性技术创新中的边际效应先增后减。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有效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文章基于2011—2018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一致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非高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不同行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数字金融会通过“外降”与“内增”途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上,数字金融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互替代效应。现阶段,应从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平衡发展及金融监管四个方面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带动作用。     

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构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2014—2020年我国14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起了显著推动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问题、缩尾处理及剔除直辖市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文体财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区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提高体育产业竞争力是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     

如何高效高质提升数字经济服务质量

<正>自“数字经济”在2017年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我国对数字经济建设的部署及发展在不断变化和演进。随着数字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及技术创新建设的发展,提高数字经济服务质量,强化数字经济服务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对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四川的影响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建设上海自贸区是新形势下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激发体制改革活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四川企业也积极抢滩登陆，如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中美基丕基金已入驻上海自贸区，布局金融行业。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中澳自贸协定对浙江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分析

浙江与澳大利亚经贸往来密切,经济互补性较强,中澳自贸协定的签订将有力推动浙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等领域的发展,而且不会产生明显的产业冲击。建议浙江抢抓机遇,多领域多举措加强与澳经贸合作,充分获取自贸协定带来的巨大红利。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