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沈知方晚清时期出版活动考论

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虽是民国出版业的巨擘,但其早期生涯却隐晦不彰。沈知方曾祖一代为藏书家沈复粲昆仲,此后世代以书为业。沈知方早年在绍兴奎照楼学徒,后进入上海广益书局,成为老书坊里的杰出人才。1902年前后,沈知方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发行工作,直到1912年底离开。在此期间,沈知方1905年主持乐群书局,与夏瑞芳进行教科书诉讼;又创办国学扶轮社,出版百科全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编纂大型文集《国朝文汇》,显示出卓越的选题眼光和浓厚的文化情怀。     

中国唯一:民国文化出版最新成果——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最近公开出版

中国蛇年前夕,由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与南京市档案局(馆)通力合作,首次对分散在多家图书馆的民国《南京市政公报》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的汇集、整理、编纂。年前,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已正式公开出版。其后,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与南京市档案局(馆)在南京市档案局(馆)召开了《金陵全书》"档案编"——《南京市政府公报》编纂出版工作座谈会。     

又见民国

民国历史离我们最近。南京曾是民国的首都,一部民国史,半部在南京。民国文化经过近百年的沉淀,再次浮出水面,使我们又一次的遇见了民国。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品评民国、品评民国文化,您或许有不少收获呢。《民国珍档:民国名人户籍》开启记忆之门由南京市档案馆编纂、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珍档:民国名人     

冯国璋与中国早期的军事现代化

冯国璋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清末民初，他活跃于军界、政界，一度担任民国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攀升至权力的顶峰，成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第三位国家元首。对民初实行独裁黑暗的专制政治，北洋派系纷争割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冯国漳又是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致力于军队的全面改革，建树颇多，推动了中国早期的军事现代化，不能因其是军阀头目而一笔抹煞，全盘否定。     

藏书楼对近代编辑出版业的传播影响研究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促进近代编辑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此期形成众多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刻书内容包罗万象,精校精刻久负盛名;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且活字、套版及版画印刷术都有长足进步,呈现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明清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编辑出版业进入创作旺盛期,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果,可谓我国手工业印刷之集大成,对典籍保护与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藏书楼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     

近代音乐知识的生成脉络：基于晚清音乐教科书出版路径的考察

在构建近代中国音乐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进程中,音乐教科书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作为近代音乐教科书出版的肇始,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经历了从英美教会零星出版,到以日译教科书编译为主体,再到教科书中国本土化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不但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话语脉络,也指示出该脉络中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的竞争关系。     

民国前期征兵主体多样化与地方主义

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士兵征兵与募兵相结合的兵役制,由于中央政治权威及财政能力的缺乏导致征募主体的多样化,这刺激并加剧了地方主义,从而推进了民国军阀体制的形成。     

论民国时期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历史教学法的演变

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历史教学法是学校历史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在国家体制和教育思潮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学校历史教科书编纂体例不断创新,内容不断丰富,出版持续繁荣,而历史教学法也变得符合人性化,更加科学和成熟。总之,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历史教科书编纂和历史教学法向现代化又迈进了一步。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学校历史教学法等方面不断进步,传播了现代思想意识和民主、科学的精神,是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环节,并且把国家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指导思想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有许多内容还为我们今天所继承。     

北洋政府时期丁文江与上海城市规划机制变革

北洋政府时期的城市规划法律文化有当今值得借鉴的因素。文章全面回顾北洋政府时期丁文江在上海城市规划机制改革方面的重要贡献,对1926年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城市规划主体、规划法律制度的改革内容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丁文江对近代上海城市规划机制变革的重要贡献,以及启示和教训。     

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以武昌起义之日为依据创制了国庆纪念日。他们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精心策划的仪式活动,动员民众参加,以建构其权威,巩固其统治,获取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家仪式的运作,客观上对塑造新国民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双十节的考察,反映民国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仪式对民众的塑造。     

从《歧路灯》的传播接受看明清中原地区出版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繁荣时期,但在整个出版大格局中,中原地区的出版业发展明显滞后。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在这个区域内以多种抄本流播两个世纪,此小说的传播接受对考视清代中原地区出版业发展具有文化地标意义。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翰林出身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儒者.他在其毕生服务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编纂过程中处处闪现出爱国忧民、义利统一、审时度势、务实开放、立己达人等儒商出版思想,这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锻造出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当代出版儒商,进一步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     

汤显祖与明代出版之缘

发达的明代出版业造就了无数名人,汤显祖就是其中之一。汤显祖的一生与明代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繁荣的出版业带来了家族丰厚的藏书,使汤显祖早期慧根得以开发;蓬勃兴起的印刷业,使汤显祖一时间文名远播,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汤显祖,也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汤显祖为人写序、整理文献、校订《册府元龟》、重修《宋史》、点评并出版《花间集》等大量的编纂活动,都与出版事业有关。     

略论民国的户政

户政，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参考依据．它可以确定人民属籍及身份，明了人口分布情况及素质，故有“户政为庶政之母”之说．我国从隋唐开始，中央政府即设置户部，专管户政，此制一直沿续到清末．清末预备立宪期间，仿西法编订了《清查户口条规》和《户口调查计划》，并草拟了《户籍法》，以警察机构办理户政，是为民国户政的源头．民国建立以后，在旧有基础上推行户政．民国的户政，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户政紊乱时期（1912年-1942年7月）这段时期里，民国户政尚在筚路蓝缕、规模草创之中．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很重视对户口的清查控制，…     

我国中文工具书编纂出版分期概观

自《尔雅》、《说文》以降，我国中文工具书编纂出版经历了传统辞书渐趋成熟，传统辞书向现代辞书过渡，现代辞书逐步走向初步繁荣的漫长发展过程。据不完全统计，自有工具书的年代起至１９９３年底，我国已编纂出版各种类型的中文工具书１４７４１种，其年代、学科分布如表一、表二所示。根据编纂出版实际，似可将我国工具书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积累素材时期。先秦是我国中文工具书编纂出版的积累素材时期。说这一时期是积累素材时期，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表述。首先，这一时期已存在带有字典、辞典性质的类似识字课本的文字…     

后危机时代中国出版业的战略调整与对策研究

全球出版业经历了金融危机时期的急剧衰退后,迎来了复苏发展的后危机时代.我国适时推出的振兴文化产业的国家政策、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以及全球出版业格局的调整为后危机时代我国出版业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因此,政府应积极发挥推动作用,完善相关扶持政策;进一步调整出版产业结构,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数字出版能力,塑造数字出版品牌;强化国际市场意识,走创意出版之路.     

乾隆时期白话小说市场及出版方式

乾隆时期的小说出版传播是小说研究领域没有彻底解决的一个问题。乾隆时期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导致小说出版业发生了变化，书坊主为了保证小说出版可以获得利润，采取了各种刊刻和经营措施。同时亦出现了书坊主联合刊刻小说的现象，并在一定时期内对某种小说的刊刻销售市场进行垄断。     

新千年以来我国民国教科书研究述评

在民国教科书再版风潮持续近十年不衰的背景下,将新千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的民国教科书学术研究论文进行搜集梳理,从编辑出版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和文学等领域进行解析,可以看出学界对民国教科书的研究重视度经历了从薄弱近无到轰然而上的非常态发展历程;研究者的身份来源和地域分布较为纷杂;资助基金渠道以国家、各级政府部委和高校的基金资助为主。现今对民国教科书的研究大多带有以史为鉴、复古求新的研究目的,研究面向趋同化,且时间上迟滞于实践。但是同时,由浅显入深远、由感性至理性的剖析,经由主观性的思维评议为主导,到信息计量学、内容分析等科学研究方法的过渡,由单一视角到多学科融入等趋势的出现,又昭示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新趋向。     

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

民国时代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文章拟就饮誉民国的方志学家余绍宋的方志观作一探讨,窥探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权威的章氏之说的继承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