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其来源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和地区间不平衡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σ收敛以及考虑空间效应的绝对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趋于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扩大,西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缩小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中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中,东西部以及东中部地区间不平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2018年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σ收敛趋势,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中部地区呈σ发散;全国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均显著,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首先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TOPSIS法测度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然后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特征，多数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也有少数省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样本期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各区域地区内、地区间差异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超变密度差异和地区内相对差异是整体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国及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均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农业保险深度、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收敛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演进趋势分析

文章基于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共享性以及稳定性六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泰尔指数、不充分指数测度2006—2019年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水平,采用Markov链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不平衡不充分水平的演进态势,通过分解各维度指数揭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成因。研究发现：（1）观测期内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从均值看,河南排名第一,江西处于末尾;从增速看,湖南最快,山西最慢。（2）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湖南高质量发展不平衡指数最高。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分布普遍存在“马太效应”,不同省份在同一水平向上向下转移概率差别较大,导致高质量发展不平衡存在进一步加深倾向。区域内差异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空间来源,创新性不平衡则是其主要影响因素。（3）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不充分水平总体呈扩大态势,山西高质量发展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湖北、湖南、江西和山西高质量发展的不充分水平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创新性、共享性是导致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不充分的关键性成因。     

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以新发展理念作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的理论基础，构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0—2018年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探究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时空格局，并分解其区域差距。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局部相关性明显，皖东地区为热点区，长江中游地区为次热点区，豫北和赣南地区为次冷点区，湘西、豫南、皖北、晋南和晋北地区为冷点区。（3）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变化较大，层次间的差异大于层次内差异。     

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

文章立足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泰尔指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莫兰指数法测度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态势，但四大地区和五大经济带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差异依次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在空间层面，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及“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依次递减趋势，且在大部分地区内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由此，应扩大数字供应链金融规模、改善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结构、提升数字供应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优化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环境，以此赋能数字供应链金融高质量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8个维度、60个基础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数字鸿沟”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趋势；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但未出现极化现象；三大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且中部地区出现极化现象。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从乡村数字信息基础、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农业生产数字化、数字化发展环境4个维度选取20个具体指标构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4—2021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动态权重，融合TOPSIS法测度河南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分析其区域差异，通过Moran’s I讨论其空间相关性及集聚特征。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河南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基本保持上升态势，空间上表现为“中高、淮低”的分布格局；4大经济区总体差异基本呈先降后升的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低；区域间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多表现为“高高”集聚，而黄淮地区的城市基本表现为“低低”集聚。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化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社会发展和绿色生态五大方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Markov链等研究方法探析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主要结论有：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区域间差异为主要贡献来源,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经济波动大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上看有集聚现象,难以实现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跨越。     

八大综合经济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演进规律

文章基于“双循环”视角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测度2001—2020年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分别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空间Markov链分析法揭示其相对差异和来源、绝对差异和动态分布、纳入空间因素的内部状态转移特征和相邻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八大综合经济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均处于不便利状态,且具有明显非均衡态势,总体差异呈缩小态势但依然显著,其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除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外,其余综合经济区内部绝对差异扩大;除北部沿海和大西南外,其余综合经济区不存在极化现象;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存在拖尾现象,但呈现收敛态势。贸易便利化水平状态转移显著受相邻省份影响,高水平省份溢出效应为正且贸易便利化发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低水平省份对中低水平省份溢出效应为负。     

新常态 新增长点 新引擎——江苏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探索

当前,江苏经济发展正迈入"新常态",传统经济增长点开始衰退,亟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经济增长点是指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产业或行业。近年来,江苏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产业、新业态在分化中孕育和成长,日益成为"新常态"下江苏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一、新经济增长点发育的特征近年来,江苏在结构调整转型     

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构建了包含3个维度、17个基础指标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呈现上升态势,但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不高;智能化条件和智能化效益表现良好,智能化应用问题突出;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态势;全国及三大地区制造业智能化水平非均衡性呈波动上升态势,全国表现出两极分化态势。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其减缓路径分析

文章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对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实施效果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GDP为研究变量，融合不同测度方法的互补优势，构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EIDI）、Theil-L指数和Zenga指数分别测算了2004—2019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发现三大地区和全国的经济不平衡呈现先减少后扩大的演变态势，证实了2004—2016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的研究结论。对Theil-L指数进行分解，发现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总不平衡的贡献度最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次之。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最优路径，且不平衡程度平均可减少8.24%；缩小区域内差异是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潜在路径。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

文章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使用二阶段熵值法和时序加权平均算子进行静态、动态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四大地区的时空差异演化。研究发现：发展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呈上升态势，大致经历扩张期、培育期、提升期三个阶段，这与经济发展轨迹一致；空间维度上呈现非均衡性，静态发展水平与动态发展实力均为“东强西弱”，而发展速度为“西快东慢”。区域差异时间维度上总体差异略有下降，空间维度上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西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目标之一。文章通过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02—2021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其影响因素,探究其影响机理,定量测度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2002—2021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2021年我国各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数整体呈自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且存在较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但该空间集聚态势随时间推移在不断演变,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财政支农力度则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不显著。     

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产业发展质量不平衡——基于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实证分析

以产业发展质量测度为切入点,在提出等权重综合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的基础上,给出测度区域产业发展质量不平衡的"空间几何法",从省际和区域整体两个视角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差异变动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区域产业发展质量不平衡的测度指标体系,探讨了产业发展质量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质量差异变动的协同性明显优于长三角地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提高互联网普及程度及交通便利度均可显著降低产业发展质量差异。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建立政府治理效能指数,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2007—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逐年上升态势,发展态势良好,但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对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来讲,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生态文明差异;全样本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β收敛,中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α收敛,西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     

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对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研究期内,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且有待提升,区域差异较为明显;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呈同类集聚态势,且该趋势不断加强。区位优势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逐渐加强,创新环境、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发达地区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开放程度更能有力拉动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

本文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分别从地级和县级行政区层面研究了1992-2016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受地级和县级人均GDP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限制，首先利用省级人均GDP与灯光亮度关系估算地级和县级的经济产出水平。基于地级和县级经济产出水平，测算了地区经济差异指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证实了各省份、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呈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对泰尔指数进行四大地区分解，发现了四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我国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根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研究再次证实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还发现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经济不平衡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教育水平的提升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分别扩大和缩小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但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和政府消费与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关系并不显著。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全局以及局部莫兰指数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总体、四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状态,但存在区域差异,四大地区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状态;第二,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及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下降的趋势。四大地区中,区域间差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三,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且东部地区多呈现“H-H”型集聚,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多呈现“L-L”型集聚。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