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实现向数字化转变,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其路径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即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就越大,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也就越高;（2）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中尤为突出。     

政府数据开放、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数据作为新时代数字技术与国民生活深度交融的产物,已经成为极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生产要素,具有极大的创新潜能。近年来,随着政府数据开放的有序稳步推进,政府开放数据背后隐藏的潜能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乃至社会价值的创造都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2018—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对企业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推动企业创新,在进行估计方法、变量测度、样本敏感性以及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对中西部地区、高科技行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客户信息优势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客户信息优势提升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创新绩效高、规模大的样本企业,以及技术引进经费与市场发展程度高的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中度与供应商创新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供应链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供应链的组织关联与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公司年报文本信息进行挖掘,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实证分析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创新的关系机制,以及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供应商创新水平。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溢出机制与激励机制推进供应商创新。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在上述关系以及机制中分别具有负向与正向的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性质、高技术产业以及远距离的供应商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供应商企业应紧密把握客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建立“链条整合”的经营思路,加强与客户企业的协同创新合作力度,以数字化转型带动创新水平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而企业创新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文章运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考察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信息透明度、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来实现;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市场化进程引入实证分析中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阻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进程则会增强这种促进作用;基于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与非国有、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文章分析了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机理路径,并将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分为区域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和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两个方面,利用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的相互协调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在企业家精神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中发挥调节效应,有助于增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驱动效应。     

FDI、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创新效率关系到区域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发现,FDI能为绿色创新效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FDI行业和产业结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效率,FDI、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采用固定参比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本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又有所不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产业结构及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各区域需提升环境规制创新水平,科学合理地引进和使用外资,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和FDI的交互作用,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绿色创新视为利用性和探索性绿色创新的动态演化过程,遵循“过程—能力—优势”的逻辑范式,对“绿色创新—绿色动态能力—竞争优势”的机制与路径进行了分层解析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绿色创新对于资源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地正向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绿色动态能力的完全中介实现的.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环境规制、FDI溢出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根据行业污染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三类,引入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构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环境规制面板数据模型,并检验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环境规制、FDI水平溢出和前向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均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重度污染行业检验中,仅有FDI前向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呈"倒U"型;中度污染行业检验中,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轻度污染行业检验中,环境规制不仅支持"波特假说",而且有利于增强FDI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成效。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带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合理实施环境规制,确保政策激励效应;加强绿色创新激励,保持创新驱动效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据要素嵌入、双元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双元创新是助推数据要素有效嵌入实体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双元创新视角,剖析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运用2008—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嵌入能够有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双元创新在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更多地通过探索式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利用式创新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在企业内部微观特征和外部宏观环境层面存在异质性。因此,建议应有效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营造数据要素赋能外部环境;持续提升企业探索式创新动力,激发数据要素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积极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中国2006—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制造业、服务业集聚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则抑制了绿色生产率增长,而东部与中西部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促进或抑制不同的效果;从传导渠道来看,制造业集聚效应主要在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服务业集聚效应在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生产率,但正式环境规制却抑制了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

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企业的知识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知识基础观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知识耦合对企业知识流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知识的流动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显著效果依然存在;知识耦合在数字化转型与知识流动的关系中具有传导效应,原有技术领域间的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呈“U”型关系,而新旧技术领域间的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具有正相关关系;数字化转型对知识耦合具有显著作用,其显著性受到时间窗口的约束。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衡量指标,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上述关系在通过更换核心变量、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在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代理冲突较严重的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会进一步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因此,企业应当充分把握数字化变革的发展机遇,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使得数字化转型能够与企业发展导向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和价值增长的双重目标。政府应着力构建和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农业企业正在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策略来提高其企业绩效。文章基于TOE框架归纳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三个表现层面,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和相关测量指标,并基于2016—2020年中国农业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信息,通过AMOS结构方程模型和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其绩效的正向影响路径主要包括数字化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组织结构、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环境因素,企业应该注重提高数字化创新能力,培育数字化企业文化,关注数字化政策动向,寻求数字化合作以及提高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