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建设——以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形成的贡献为视角

对应国内学界在人权研究领域忽视或否定儒家传统的状况,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人权宣言》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在其形成中,中国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作出了贡献.中国代表张彭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对重要条款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对中国儒家传统中“仁爱”、“忠恕”以及“善政”等主张作了梳理分析,说明这些传统在当今国内及国际人权建设中具有意义.在人权建设中,我们应当认真对待中国儒家传统的合理因素.     

胡宏天道观刍议

宋明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始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胡宏在继承儒家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了诚、仁的价值学说,并赋予天道本体真实的价值内涵。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宏的天道观遵循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演德的传统,在天人贯通的形而上构建中继承和发扬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提出以道论天、以“诚”、“仁”说天道,进而创建出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的天人合构模式。     

论儒家伦理的自然情感基础

宋明理学家在其道德学说中,经常征引《孟子》中“孺子将入于井”的譬喻。这一譬喻,在解释孟子人性论中所说仁之端的同时,还显示出儒家伦理构架一个根本性的理路：重视“情感的自然”。儒家伦理思想在核心点上特别表现出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基础,这一点与西方伦理学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以自然情感为基础,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并对推进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孔子与“文革”

“文革”的反传统众所周知,何以如此学界却众说纷芸。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选取大同理想、内圣外王、圣人崇拜、《大学》之道、《春秋》立法与“文革”的革命旨向、思想话语、个人崇拜、新人模式、以史代法作相应的比较分析,可显明地看出传统儒家与十年“文革”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表面上是反传统,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在现代最大规模的外王实践。     

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在感性学上的会通——基于对关怀伦理“移情”概念的追溯

通过对“移情”这一情感概念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有感性学上的会通,这种会通将推动传统儒家当代转化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融合,以及当代中西方道德文化的协同创新;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需要吸收马克思感性学说的哲学社会学方法,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化;马克思感性学的中国化发展也需吸收传统儒家的道德心理学方法,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化,以此奠定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民族心理学基础;但是,无论是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还是马克思感性学的发展,两者都必须统一地根植在当代西方关怀伦理中所含指的全球化-地球村背景下正在形成的后工业文明（或生态文明）“新熟人社会”这一生活世界,只有在此世界,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实现感性学上的会通创新,也只有在此世界,人的感性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解放。     

中国加入当代国际组织的文化定位探索

为顺应当代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在与国际社会的密切交往中确定自己的文化取向：(1)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多种形式的对话,达成文化“拿来”和“给予”的同步实现。(2)更强调动态的“观念战略”研究和“文化政治”建设。(3)在深刻理解当代世界和目前中国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真正领悟并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比如在“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上,我们应该为自己留出更多的理论空间。在国际和平交往问题上,学习进化理论、信息交流理论和文化冲突理论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易经》的天人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易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天人观系统,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整体论构成,贯穿了“法天用天”的逻辑归纳体系,强调“生生不息”的生态思想观念。《易经》的天人观可以帮助我们宏观上审视如何走中国式的生态文明之路。在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观、树立生态整体观思想、建设生态人文观等方面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苏氏易传》视域下的苏轼黄州词创作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新时代中国人权观的实践与探索——兼论《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

人权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关注和互相斗争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指明了现实社会本质中人的权利，批判了私有制国家中的人权中介，提倡彻底社会变革中的人权。中国的人权观从《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汲取理论智慧，一直坚持关注现实社会、倡导集体主义、推进变革或改革的人权理念。人权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明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建设方向。新时代的中国人权观，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人权的现实基础；必须始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人权的价值导向；必须始终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强化人权的可靠保障。     

汉字字形叙事之管窥

董乃斌先生《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刊上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提及“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而进化,而成熟的”观点,并有所示例。班固汉字“六书说”中有“象事”、“象意”两项,董说也许可与之印合。董说似还可以拓展许慎“六书说”中有关“会意”等构字法的诠释思路,为汉字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故在借鉴总结前人说法的基础上,试对汉字与生俱来的象形表义、音义结合、立体叙事的特点进行粗浅解析,以回应补充董先生的观点,并说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之源远流长和植根之深厚。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天地大美贲饰有道——论《周易》贲卦的美学意蕴

《周易》贲卦,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古代美学思想之蕴涵。历代学者所分析的《贲》卦中象数、义理内涵,涉及美学范畴者颇多,而其中关于“天文”与“人文”的会通,“白贲无咎”与“绘事后素”的联系,以及由《贲》卦引发出的“文”“质”关系的论述,构成了传统美学观念中“文饰之道”的思想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