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儒学的转型：王莽的“崇儒用道”及其政治实践

西汉后期至新莽一世，儒学学术随社会发展与现实政治所需而变。王莽执政之后，其儒学政治赢得了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代汉立新以后，他依照儒经推进改制：一则建构儒经所述之理想世界；二则解决西汉后期以来现实政治之迫切所需。至新朝后期，困境频现，王莽及新朝儒生的高层遂援道家、神仙方术以救急，新朝儒学转型即体现为“崇儒用道”的变化，此时之“道”则呈现出与方术杂糅的状态，是原始道教的先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述及汉家文化传统对王莽思想体系的影响；其二，考证新朝习老学、神仙方术者，探索此一传统对儒生群体的影响；其三，研究王莽的“崇儒用道”的政治实践以及此际出现的儒学转型。     

“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原因的双向考察

“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是秦汉统治者与儒者双向选择,矛盾、利用的历史产物。秦始皇、汉武帝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不同个人经历与秦汉儒者所具有的不同品格,及儒者身份的不独立性与统治者的专制,破坏了这种双向选择,速成了出于同一政治目的、相反历史结果的两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派”字无据

《中国史稿》第二册,第四章第一节西汉的建立和汉初的“黄老政治”中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进驻灞上,秦王子婴投降。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即派肖何接管秦朝的法律文书户籍,以便于重建新王朝的封建统治。”     

秦兴观阐微——从政治文化史角度进行的探讨

历代学者已从多个角度对秦国兴起并统一中国的原因作过探讨.但从政治文化史角度来看,周室的衰微客观上为秦的兴起创造了历史机遇,秦朝历代统治者连贯的一统思想和秦国的文化特质是其最终统一中国的推动力量,这也为后世王朝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从“学古”到“非古”——嬴秦文化政策变化对石刻文本书写及士人心态之影响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六国文化有一个初步的整合,具有“整齐百家”的政治意图,并在秦始皇初期进行了“外法内儒”的尝试。其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儒生、博士、方士与秦始皇、李斯等人在“学古”与“师今”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矛盾,“法家”之名正式出现且地位不断上升,儒家被排斥出秦王朝的文化领导地位。秦朝初期的“学古师今”一变而为“非古师今”,秦王朝文化环境就此恶化,石刻文本的书写内容与士人心态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动摇了嬴秦的统治基础。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论李斯的“督责之术”

李斯是秦朝短暂的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在秦亡之前所提出的"督责之术"的政治思想,在理论上存在着极大的消极性、局限性,在实践上造成了重大的政治灾难,恶劣的政治影响十分深远.但必须指出的是,"督责之术"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与李斯一贯的政治主张有着巨大的差异,不能将其所有的负面影响完全归罪于李斯本人.     

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秦后第一儒”的社会治理观析论

优良政治秩序是人类的永恒诉求。经历过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之争的西汉统治者和士人对于秦朝因暴政而速亡的教训有深刻的体认。陆贾是"秦后第一儒",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首倡者。在汉初,他最早对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陆贾告诫刘邦,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不能仅仅依赖刚性的暴力,而应以伦理价值体系作为政治秩序长期稳定的根基。在《新语》中,陆贾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秩序伦理体系,即天道伦理是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制度伦理"是秩序建构的方向导引,教化伦理是秩序维系的根本之策。陆贾的秩序伦理思想对中华帝国政治秩序形成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是当下建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西汉前期的财经政策与文景之治

西汉前期统治者从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治国需要出发 ,对秦朝开创的体制和制度 ,采取了继承与调整相结合的方略 ,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又接受了秦亡于暴政的历史教训 ,大力放宽财经政策 ,拨乱反正 ,稳定民心 ,对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因此 ,西汉前期的财经政策是值得重视和深入分析的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后人沿用不衰,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从东汉以前的文献记载、东汉前后的文献实证以及东汉以前人们的尚左心理几个方面来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右史记言,左史记事”。     

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

“忠臣”一词，最初出现于《墨子》，法家对之做了规定性解释，秦朝付之实践，结果失败。汉水秦制，继续实践法家“君臣之术”，造成西汉君臣关系高度紧张。两汉统治者和儒家今文学派试图把法家的“忠节”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但在理论上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直至宋儒才予解决。它在政治实践上的反映就是，从西汉至五代，中央政权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权臣纂立；而宋以后，这种现象再不出现。“忠节”是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从秦汉至五代，士大夫对君臣关系和忠节的认识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的观点──“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而不是宋儒的忠节观──“死事一主”。因此，对忠节进行历史的考察必须走出宋儒对“忠节”认知的误区。     

东汉政治崩溃新论

本文以为，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覆灭摧毁了皇权的两道屏藩，但还未导致皇朝的崩溃。关西、关东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仍然拥护刘汉皇统，因此，尚存在号令关东、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可能。但由于西京朝廷在收降董卓余部问题上的失策，遂导致长安之变的发生，皇权再度落入武人之手，刘汉皇朝中央政府机构被架空，官僚士大夫集团名存实亡，导致了皇权的彻底孤立和东汉政治的崩溃     

从两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的发展

对两个“历史决议”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文章试图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两个“历史决议”的文本进行一个全新的解读,通过对两个“历史决议”形成过程和内容的比较,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的发展历程,揭示出政治民主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概念所表现出来的民主基本原则的共性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制度下的个性特征。     

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班固始以《书序》"三监"说释《邶》《鄘》《卫》"三国同风"之缘由,郑玄据此又生异说,以致纠结无穷,终成死结。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诗三百》蜕变为《诗经》的过程中,前后推挽、层层相因的经学阐释所造成的干扰和误导。根据历史还原的原则,本文跟踪考察了关于"三监"性质、人物、地域等方面的纠结,进行系统反思,并追溯了班固、郑玄这两个代表人物在经学阐释上的具体作为及其动因。     

“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文气”论

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范畴，作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对“文气”的出现以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内涵予以全面论述，指出“文气”的哲学基础乃古代万物之源的“气”，“文气”是“气”之“生命性”在文学观念中的体现。文章并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的角度，对“文气”所具有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分析，既着重于创作与本文两个层面，也顾及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文气”的文学意义作了论述。     

秦楚之际广陵人召平考

秦朝统治者对人民实施残暴统治的结果,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率先发难,各地反秦力量“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史记·项羽本纪》载:“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