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包括以下内容:“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得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一致赞同,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始终存在于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王朝之中,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一统”的中国是古代各族人们认同的主要目标.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与民族融合

论及十六国的历史,人们多以战祸不息,士民涂炭简略概括.本文则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认为其时虽则剑火交织,但是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热心提倡学习富有包融特质的汉族先进文化,采取了一些崇儒兴教的政策和举措;流亡到边境和加入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为传承中华文化,丰富发展它的包融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为其后北方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乃至隋、唐大一统和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     

论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由儒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却不是儒家所独有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都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其中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史学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迭相兴替,世局混乱。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十六国时期的史学继续发展。并且,受民族、政治、历史传统等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体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特点。     

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清朝更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 ,突破了“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观念 ,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 ,开创了盛况空前的“大一统”时代 ,避暑山庄就是清代实践“大一统”的产物     

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朝是辽宋夏金之后统一多民族中国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元朝为了对疆域内各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以大一统作为国家建设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强调以"汉法治国",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摒弃"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上述与大一统实践有关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传统至今 ,史学界经常说“唐宋”、“治隆唐宋” ,笔者认为不科学。宋是五代后中国多国并存时期的一个连汉族都未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 ,长期是辽、金的“臣、侄”国 ,不能与唐等统一朝代并列。宋所处的历史时期应称“五代六朝”。宋在当时也不最“隆盛” ,一个异族的“臣、侄”国不能称“隆盛” ,真正“隆盛”的应是它的宗主国辽、金和后来灭它的蒙古 (元 )。对宋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懦弱、腐败、卖国和反动性不应忽略     

祖源攀附与十六国北朝时期意识形态建构

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建立不同政权,如何在汉文明地区加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便成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即结合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情况,探讨少数民族在祖源认同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他们攀附华夏族祖先黄帝(或炎帝)的现象。这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意识形态建构与诠释的重要内容,也是先秦以来汉文明认同进程中的具体历史实践和进一步发展。     

历史上纳西族中国认同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历史上各边疆民族群体认同中国的方式多种多样,程度有高有低,进程有快有慢,但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和中国“大一统”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上纳西族以自己所处地缘上的连接优势,以自身的方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中国“大一统”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总结其中国认同具体的发生发展过程,对今天祖国的统一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很有意义。     

《公羊传》大一统思想新探

首见于《公羊传》中的大一统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政治与历史的发展。探其源头《公羊传》,不难发现大一统包括“大王统”、“大文统”、“大始统”诸义,主要涉及“一统”的主体贞定、制度安排、时空延伸问题,核心是借政治统一推动文化统一,以文化统一促进政治统一,以文化统一实现天下统一。．     

关于十六国时期民族政策的两个问题

民族矛盾是十六国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为调和该矛盾而产生的民族政策也就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重视。本文通过分析汉———前赵和后赵政权对晋王室所采取的不同政策 ,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体现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由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趋势。这也使得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政策表现出独特的特点。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前仇池国述论

在中国历史上大动乱的南北朝时期,有五个相连的地方政权,那就是陇右氐杨在甘肃东南、四川西北地区建立的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这五个政权从东汉末年起至公元五八○年为北周吞灭,经历了三百八十余年,与南北朝相始终。作为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能维持如此长久的时间,在我国历史上是鲜见的。遗憾的是前代史家未能将其列入正史,《晋书》、《宋书》、《北史》以及《十六国春秋》等均漏而不载;甚至解放后出版的各种通     

关于秃发南凉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以“凉”为号的地方割据政权,即汉人张氏前凉政权(301—376),氐人吕氏后凉政权(385—403)、鲜卑秃发氏南凉政权(397—414)、汉人李氏西凉政权(400—420)和卢水胡沮渠氏北凉政权(398—439)。五凉政权的历史,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各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五个政权,史学界研究较多,较深入的是前凉、北凉和西凉,屡有专文发表。后凉和南凉则研究不够,多年来文章屈指可数。近有赵向群同志《秃发南凉始末》一文,对秃发南凉和它的建立者秃发鲜卑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论述,这无疑是对河西五凉史,尤其是南凉史研究的一个推动。翻读之后,良有收益。但也觉得赵文在有些问题上,如秃发鲜卑西迁的时间和原因、“秃发”一词含义、秃发鲜卑与河西鲜卑关系等问题上提出的一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有关学术研究,本文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与赵向群同志讨论,并请教于对此有研究的前辈和同志们。     

“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

“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化,新史观的输入,其渐成解构对象。而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它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性概念。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大一统”研究,其内涵、研究历程、概念重启的缘由需要进一步厘清,也需要回应诸多理论挑战。现代政治思潮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传统概念再诠释的政治与学术边界,也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近年来的“大一统”研究实质上是对“何为中国”的现代政治知识回应,是中国国家理论的构想,“大一统”的知识论证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理论想象。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五代史研究的深入与开拓──读郑学檬著《五代十国史研究》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先后出现过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几次分裂，内中以五代为时最短。从公元907年朱温篡唐，至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周，仅得五十三年。若以宋太宗公元979年平定北汉为下限，亦不过七十二年。以研究成果计，亦以五代为少。究其缘由，固与现存五代史料稀少有关，学人每难措手；但无可否认，更与人们对五代历史的认识有关。欧阳修撰《五代史记》，“论赞”均以“呜呼”开首，其对五代历史的认识，不问可知。这种影响，延及后世，长达数百年之久。十馀年来，笔者致力于宋初政治与军事的研究。为探讨渊源，常需追溯五…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