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样本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异质性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关系,并结合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知识经济理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名义工资和技能溢价水平;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后,补偿效应会部分抵消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弱化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水平。进一步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通过比较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群分效应的存在。研究结果对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

OFDI是中国进行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技术的研发利用和数字商品服务的供需关系，使得目前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和距离。而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国与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必然会引起国际投资和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劣。文章基于中国OFDI截面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数字经济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OFDI产生抑制性影响的结论；而后使用调节效应方法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市场消费能力、劳动力资源禀赋和知识技术水平影响OFDI。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2011—2019年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测算结果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劳动技能结构向高级化演进,即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需求效应大于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且劳动技能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随着劳动技能结构的升级,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超过43.1560%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具有“跨越式”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绿色经济增长：后发优势与隧道效应

文章测算了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基于碳排放效率的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并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和探究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从相对差距的视角论证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驱动因素及后发优势。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是提升碳排放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赋能绿色经济增长;（3）数字经济在相对落后的城市存在后发优势,发展数字经济是缩小城市差距、实现区域协调的重要手段;（4）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中存在隧道效应,该效应是相对落后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     

最低工资、企业生产率与技能溢价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技能工和非技能工)和生产者的两部门“效率工资”拓展模型,试图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如何影响技能溢价.理论分析表明,在最低工资制度的外生冲击下,企业生产率在技能溢价的形成中同时扮演着“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双重角色,进而本文提出两个基本命题.随后,利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51个地级市统计数据,展开了系列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最低工资与技能溢价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企业生产率越高,最低工资对技能溢价的正向作用越大;最低工资显著改善了企业生产率,从而扩大了技能溢价.由此可见,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不能抑制技能溢价,反而加剧了这一现象.     

出口产品质量与技能溢价：理论机制及中国证据

本文基于出口产品“质”的视角，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出口产品质量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显著提升了劳动力技能溢价，这种提升效应在高技术行业更为明显；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主要通过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改善企业利润和绩效等机制提升技能溢价，但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技能溢价的产品价格机制未得到验证；技能溢价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为防止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加剧技能工资不平等，需要采取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完善与高质量外贸发展相适应的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等措施。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2—2018年我国260个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城市及邻近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规模变化效应、结构转型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三条路径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包含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在内的不同城市特质使得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冲击效应不同。     

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从富裕度、共同度、可持续度三个维度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并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从三个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数字产业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和社会消费效应影响共同富裕，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6.01%，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1.79%，社会消费效应的中介效应为5.74%。（3）在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水平高以及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检验与测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而弥合“数字鸿沟”成了发挥二者协同关系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三级数字鸿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但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动态均衡的,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确实存在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乡“数字鸿沟”开始逐步弥合,并且这种弥合效应在时间线上呈现逐步强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弥合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并因城市所处区位的不同和城市规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2015—2018年中国28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三种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呈正相关,且能抑制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不仅能促进产业结构发展,还能通过提高居民消费和激励城市研发创新两种间接路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行为的调节作用,在地方政府合理的行政管理下,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最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和特大城市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为国家进一步加快数字化发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制定精准的产业政策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有利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水平的区域差异。     

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经验研究

利用CHNS2006年的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教育回报率、性别和工作部门的差异三个方面对中国工资收入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结果表明：教育回报率在工资收入分布上的变动趋势是不定的。在工资收入分布的两端,大专以上学历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不同性别间工资收入差异的分解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而对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分解表明在整个工资分布区间,这种差异呈倒＂U＂型走势。     

基于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我国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不断凸显。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投入产出的研究方法,测度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中间投入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发展对就业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软件行业的直接就业效应最高,数字设备制造业的间接就业效应最高。第二,从行业联系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发展对其他行业就业的拉动作用和推动作用并不一致,数字设备制造业是创造劳动力需求和推动劳动力需求增加的主导行业。     

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演化特征研究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规模扩张和价值创造的历史窗口期，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2011—2019年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经济集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结论表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这种积极作用在时间线上呈现显著的、积极的动态特征，并在未来具有持续强化的趋势。此外，研究发现，在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密集使用的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中介作用，构成了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传导机制，并且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性。另外，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并非是完全中性的，而是会在城乡收入结构层面产生轻微的扭曲，建议从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破除要素流通壁垒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学术界对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能够缩小地区差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力流动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通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中国各省区经济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向和强度表现不同,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是劳动力流入与劳动力流出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不论是用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高于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因果关系的识别

文章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我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且在经过PSM-DID、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创业激励效应存在城市区位和规模异质性,大数据战略仅对东部和中部城市以及一、二、三线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城市和四、五线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效应和营商环境优化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激发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