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节能低碳”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节能低碳”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型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节能低碳”政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据此从环境规制视角解释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事实与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合理利用环境政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实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其理论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试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推动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要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清洁转型进而提升生态福利绩效;而技术创新的生态福利绩效提升效果不显著。     

创新试点政策能够引领企业创新吗?———来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6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所得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试点政策不存在时滞效应,且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但因企业规模、技术水平、控股性质和城市规模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创新试点政策对于中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控股企业和大城市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提高企业集聚程度、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为合理评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以及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DEA框架下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2010—2019年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试点省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可以改善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中介机制检验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通过激发试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和降低资源依赖程度,进而提升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中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资源型地区更加显著。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资本市场稳定——来自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试点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试点政策的实施,实证检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如何防范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省份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平均下降15.997%～21.833%,并证实结论是稳健可靠的。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越大、企业诉讼风险越高以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和法治环境越好时,试点政策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治理水平两个渠道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本研究为完善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具有一定的实证参考价值。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

文章以甘肃省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减排效果逐步增大。研究期内,政策启动后第1年碳减排率为11.16%,次年为11.73%,至2019年减排率高达42.85%。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居民环保意识增强四个渠道作用于碳排放。因此,在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并针对试点过程中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保障政策预期效果的实现,同时要探索试点政策促进碳减排的多维路径,促进地区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环境管理者的胜任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探讨环境管理者胜任力的不同维度对环境绩效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以及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以明晰环境管理者的胜任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利用178家中国制造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中介效应的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研究假设。实证结果显示:环境管理者胜任力的五个维度都对环境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绩效对个人特质、专业知识、沟通能力、团队协作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完全中介效应,而对问题解决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效应。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

1企业环境绩效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环境绩效指人们在防治环境污染、减少生态破坏、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企业环境绩效即是通过约束或调整企业行为,控制企业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取得积极的成果:一是环境质量的改善,包括污染物排放水平、环境质量达标、环境资     

环境规制与企业低碳竞争力分析

低碳经济时代强调通过环境规制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而选择不同的企业环境战略会使环境规制对企业低碳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外生型环境战略不仅使环境规制政策失效,而且在长期内会使企业面临较高的规制成本和机会成本,使企业不能提升低碳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淘汰.内生型环境战略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主动进行污染防治和产品管理,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而且可以提升低碳竞争力,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财税〔2014〕75号、〔2015〕106号文件推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 实验”来识别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专利申请、终止、引用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数量维度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质量维度上,高创新含量的发明申请增长幅度大于“短平快”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专利结构改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还显著减少了授权专利的未到期终止数量、提高了发明申请的平均被引次数。拓展检验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处理组企业的盈利绩效与资本市场价值,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加速折旧的潜在收益较大)的激励更大。研究结论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推行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断面水环境质量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应，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1)短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可以显著降低长江流域COD和NH₃-N含量，COD的改善程度优于NH3-N，水质有所提升，长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的环境保护效应逐渐减弱，不具有可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经济水平较高的中、下游地区政策效果优于经济水平较低的上游地区；(3)省际边界污染检验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省界地区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长期来看“政区单元”河长制并未明显改善整体水质。     

基于非径向BML-DEA模型的地区工业环境绩效测度

本文结合BM方向距离函数、非径向DEA模型以及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的特点,发展了一种非径向BML-DEA模型测度环境绩效,并对中国30个省市1997—2011年地区工业环境绩效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国地区工业环境绩效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中国最发达的4个省市——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的工业环境绩效的年均增长幅度最大;3种污染物处理对工业环境绩效增长的贡献较为均衡;不同地区的工业环境绩效及其分解成分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绩效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但效率增长速度略低于中部地区。因此,各地区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水平迫在眉睫。     

环境管理实践、供应链关系质量与技术创新绩效

随着资源、环境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环境管理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探索环境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对于指导企业环境管理,实现生态文明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检验了环境管理实践、供应链关系质量与技术创新绩效的逻辑关系,从而为企业有效实施环境管理实践,提升技术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基础和实施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重要主体,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事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效果,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其绩效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我国创业板6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1—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创新绩效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且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促进效果更好,对规模较大、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雇佣——来自薪酬抵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如何“稳就业”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8 年推行的薪酬抵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捕捉企业税负的外生变化,并以2000-2018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税收激励与企业雇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薪酬抵税政策带来了额外的税收优惠,进而促进了企业的雇佣需求,在有效排除共同趋势、预期效应、政策叠加效应以及反向因果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中发现,薪酬抵税政策对企业雇佣的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较弱、劳动密集度较高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这意味着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越敏感,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就越好;薪酬抵税政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税收影响企业行为的微观机理,对于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扩大就业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