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两湖移民

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许多地方出现人口的“真空”、“半真空”状态,从而引发了战后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湖北、湖南两省是这场移民运动的重要迁出地。两湖移民的迁移活动从战后初期一直持续到清末,大量两湖移民的迁入,对本区的经济、文化和风俗习尚各个层面都产生重要影响。     

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在不同时期迁入广东博罗、三水的三峡移民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移民、当地人和政府管理者的深入访谈,讨论在适应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隐藏在种种“经济矛盾”背后的不适应,实际是移民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不适应。作者最后提出了一些如何克服移民群体的社会关系“孤岛效应”的建议。     

论东北三省政府对1927～1928年移民潮的管理吸引措施及其影响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鲁、直等省移民自发掀起了一场移民东北的狂潮。此次移民潮在移出省境内表现出无组织、混乱、突发性强、流量大等诸多特征；及至进入东北地区后，由于东北三省各级政府主动把持，及时出笼了管理移民迁徙与迁入活动的诸多措施和办法，加之民间的积极配合，使以往的混乱状态很快得以改观。移民被高效率、有秩序地输入各迁入区。这不仅满足了移民的迁入意愿，同时对东北地区农业生产与国防建设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东北三省各级政府在对移民潮的管理过程中创出的官为主导、亦官亦商的移民管理形式，在民国以来东北移民管理史和中国移民管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     

新疆人口省际迁移研究

１９４９年以来，新疆人口省际迁移大进大出，形成了三次净迁入和两次净迁出时期。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大，来源广泛，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文化构成高于本地居民。移民不仅增加了新疆的民族成分，改变了新疆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而且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采用系统动力学（ＳＤ）方式建立新疆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与劳动供需模型，预测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新疆人口省际迁移仍以净迁入为主，但移民规模不大，应该是素质型移民。     

武夷山移民考

本文分析了汉唐以来星村镇移民迁入和迁出的情况,汉末至宋代以"迁入"为主,元、明和清代前期迁入与迁出并存,清末至民国以迁出为主,解放后以迁出为主,改革开放后又大量外迁。移民迁移的特点决定了星村镇社会经历了一个从聚族而居到杂姓聚居转变的过程。移民对武夷山文化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农村吊庄移民机制述论：对迁入区拉力因素的分析

开发移民是一种很特殊的移民形式。这种移民迁入既遵循移民的一般规律,又明显地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生产收入稳定,生产门路多样和温饱得以实现等,是影响移民迁入的重要经济因素;移民在较长时期基本保持原来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等。尊重回族群众的生活习惯,把不同教派的移民分别安置,并给以较大选择余地,亲友间互相连动,家庭内次序迁移,加速重建文化与社会控制,社会调适恰当;便利的生活生产条件,良好而充足的土地,平坦的地形,充足的光热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吸引移民的自然环境。这些都是拉动移民迁入的特有因素。     

人口迁移与宁夏城市回汉民族关系研究——基于石嘴山市惠农区的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汉族人口的持续迁入在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城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族聚居区,城区汉族与城郊回族的民族关系呈现出既隔离又相互依存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后,人口迁移及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回汉民族混杂居住,回汉民族在矛盾与冲突中相互理解、频繁互动。宁夏实施“十二五”生态移民计划后,有数千名来自宁夏中南部的回族劳务移民迁入惠农区,城市回汉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磨合期”。     

新视角下我国移民分类研究

对流动迁移人口的概念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将其统称为境内移民（简称移民）。从空间角度,将我国移民分为乡-城移民、城-城移民、乡-乡移民和城-乡移民四种形式,并对前三种移民形式进行了研究。通过定量研究指出每种移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0%～67%、20%～25%、10%～13%;通过定性研究指出每个移民群体的困境。并对城-城移民和乡-乡移民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需要关注城-城移民中的＂老啃族＂和＂蚁族＂,为乡-乡移民的迁入创造条件。     

温州姓氏文化综述

温州历代从外地迁入的姓氏中以福建的姓氏最多,如陈、薛姓等。2007年～2012年,温州10大姓排名不变,＂百家姓＂后10个姓氏人口总数和排名变化较大。温州姓氏文化特征：大姓聚族而居,各族大都设有祠堂,修有族谱,以苍南最为典型;人数在100以下的小姓、罕姓移民基本上是现代的外来户,大多来自山东。     

试论1949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与功效

1949年以后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约300多万人。主要有国家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大移民类型,其中计划性移民主要包括由于分配、支边和随迁等原因迁入的人口。1949年以后的新疆汉族移民呈现出与以往历代移民不同的特点,对于加速新疆社会进程的发展、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新疆多元文化的构建起了重要作用。     

1945—1956年大陆人口迁台问题浅析

台湾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大陆移民及其后裔。台湾开拓初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大陆人口(主要是福建、广东两省的人口)迁往台湾,这个移民过程在清初达到高潮。日本侵占台湾期间,严格限制内地人迁移台湾。这个期间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人口净迁入降到平均每年只有数百人。光复后,海峡两岸的人口迁移得到了迅速恢复,大陆移民台湾日趋活跃。1949年前后,由于政治因素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大陆同胞移往台湾的又一次高潮。战后初期即从1945——1956年,究竟有多少大陆同胞迁往台湾?其构成情况如何?这些移民来自大陆的哪些省、市?他们来到台湾后分布的情况如何?本文拟就以上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明初河北地区移民初探

明初洪武永乐时期,河北地区成为移民迁入的重要地区。现在河北南部仍一直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和统计,发现明初河北地区的移民并非全部来自山西,湖广、山东和东北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移民河北的情况,而且占据不小比例。     

统筹城乡改革背景下羌族移民生计转型研究——以四川省邛崃市南宝山汶川地震跨市州异地安置点为例

［摘要］在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推动下，羌族移民的生计方式正在经历从“山民模式”到“补贴模式”和“非农模式”的转变，移民安置点的农业发展方式也将从“小农经济”转变为“现代农业”。对于从传统中走出来的羌族移民，这一转变既是造成他们当前贫困的原因，也是未来帮助他们改变现状、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有关部门应当对转变过程中羌族移民社区的贫困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并出台配套政策帮助移民顺利度过生计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期。     

最近合法迁入美国的人数

美国移民和归化局(INS)8月30日发表新闻稿宣布，2001财政年度外来合法移民的总数为1064318人。其中，墨西哥、印度、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五国移民占合法移民总数的40%。美国移民和归化局(INS)宣布了2001财政年度合法迁入美国的移民人数。这一总数包括在国外获得国务院移民签证新来美国的移民和原已居住美国、经向移民和归化局申请调整身份而成为永久居民者。近年来，包括2001财政年度，合法移民的工作因有待处理的身份调整申请的积压而受到影响。2000和2001两个财政年度间合法移民人数的增长反映了移进，身份调整申请的处理从2000财政年度…     

德意志东进运动中斯拉夫乡村移民探微

德意志东进运动是一场自12世纪起由教俗贵族组织的、向易北河以东斯拉夫地区拓殖移民的活动。期间,在西斯拉夫乡村的拓荒移民依地区差异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紧邻德意志边境的各公国和地区多以委托土地承租人直接吸引德意志移民迁入的方式,给予移民自由的法律地位、自治的村社地位以及减免租金等优惠政策;而在远离德意志边境的波兰、匈牙利等地则以引入“德意志法”来组织和管理各公国内部的移民活动。方式迥异但实质相近的移民活动改变了近现代中欧和东欧的政治经济格局。     

湖南境内客家方言分布概况

明清时期由广东、福建以及江西等省迁入湖南的客家移民,其后裔中有不少仍以客家方言作为其内部的交际工具.湖南境内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炎陵、桂东、汝城、宜章、江华、江永、新田等县市.从宏观的角度看,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和南部边境地带一些河流上游的山区,较为零散,其分布区域呈现缩小的趋势.     

福建移民与澳门早期开发

自南宋末年至1849年,福建移民充当了澳门华人社会的主角,对澳门早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从福建人移居澳门的历史过程、商贸经营和妈祖文化传播三方面论述福建移民积极参与澳门早期开发,以充分认识福建移民在澳门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作出的贡献。     

外来移民与雷州半岛的土地开发

地域性的经济开发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外来移民的迁入,在某些区域内往往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时期雷州半岛的土地开发亦不例外。秦汉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北方移民的不断迁入,曾经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土地开发的进程。本文着重探讨了历史时期雷州半岛外来的迁入及其对这一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     

“生命移植”：严歌苓小说中的新移民形象探讨

严歌苓小说生动刻画了华人新移民“生命移植”、特别是他们最感痛苦的“文化迁移”的种种表现。这种新移民形象主要有四类：明显带有作家自身特征的新一代“学留人”，通过婚姻而移居美国的“过埠新娘”，生活在困境中的男人，迷惘的少年移民。这些人物的经历大多曲折而坎坷，其心理也奇特而复杂。这是一道奇丽的文学号观，它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史册上都将留下自己色彩鲜丽的一笔。     

“客家”称谓年代考

从罗香林先生到近年的客家学研究者 ,对“客家”称谓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不断有所讨论 ,然而一些讨论或因文献资料不足 ,或因对文献的理解有偏差 ,更在于未能寻得更多具体史料的支持 ,故而不是语焉不详 ,就是过于主观武断。“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问题 ,是客家学理论架构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客家史”也难于动笔。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湖广填四川”和“迁海复界”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这一考察经常涉及“客家”称谓问题。本文即在对四川、广东、福建、台湾、南洋移民考察的基础上 ,提出“客家”称谓的出现应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康熙至乾隆年间 ,而且是以“他称”率先出现在广州府、肇庆府的粤语区域内。“他称”转为“自称” ,作为客家民系整体说来 ,则应是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