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新诗的音乐性——基于对重建新诗传播方式的思考

鉴于目前中国新诗的贫弱,吕进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新诗要振衰起弊,必须要完成三大重建: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理背景与学科特质

"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和"诗歌精神的重建"、"诗体的重建"一起作为新诗二次革命的逻辑起点,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立足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进行中国诗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已经渐趋明显.这既是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重构和专业化拓展的有益尝试,更是中国诗歌研究的传播学新视角.     

论胡适新诗的叙事性因素

胡适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自不必说,胡适主张新诗"诗体大解放""作诗如作文""口语入诗",并穷毕生之力创作和实践白话新诗。文章拟从胡适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探究胡适新诗的思想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捆绑与挣扎——略论新诗的艺术生成兼及诗体重建问题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 ,有自身的艺术规律。诗人在创作时应懂得诗的艺术规律 ,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 ,至今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 ,许多诗人的文体意识不强 ,诗歌作品缺乏诗质。诗体重建势在必行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以改良的方式重建新诗的常规诗体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重构一种历史诗学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新诗诗体建设散想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背弃与回归——当下诗歌与汉语语境的隔膜与融合

关注和研究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新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崭新命题和课题.一方面.汉语语境遭受到西方诗歌话语的冲击,导致当下诗歌呈现出某种病态的"欧化"特征;另一方面,当下诗歌贬低和摒弃民族文化传统,背弃了汉语语境,造成与汉语语境的隔膜与疏离.为此,当下诗歌要面向时代文化的精神高度,自觉接受汉语语境的限定和制约,不断创新民族诗歌的审美特质,逐步消除与汉语语境的隔膜,实现与汉语语境的融合.同时应看到,单靠技艺上的"雕琢"和突破,难以使当下诗歌走出低谷.重建诗歌标准,必须重归于汉语语境下,在各自不同主张的探索与追求中,经过长久的磨合与历练,最终找到共通的诗歌语言和诗体范式,以促使中国诗歌逐步走向复兴.     

21世纪新媒体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微型诗与短信

从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角度探讨了微型诗与＂第五媒体＂——短信结合的必然性及其缺陷,研究了中国微型诗的兴起及其在21世纪与短信这一新兴诗歌传播方式的结合,对于当下比较艰难的诗体建设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以期为新诗建设提供一点启发和思考。     

论臧克家的新诗形式美学观

著名诗人臧克家是我国20世纪重要的新诗理论批评家之一.他的新诗形式美学观经历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滥觞期,50至70年代中期的发展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成熟期,先后提出了"不赞成要一定的形式"、"诗要三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要三顺"等新诗形式的主张.     

20世纪20年代新诗的文体建设

2 0世纪 2 0年代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建设时期 ,社会的相对稳定为新诗的文体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五四时期新诗的政治化革命向艺术化改良发展 ,使 2 0年代真正成为了中外诗歌大融合的时期。 2 0年代中期 ,特别是 1 92 6年是新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年代 ,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的确立标志着新诗文体由自发进入自觉。新诗在 2 0年代不但建设起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两大诗形 ,还建立起小诗、长诗、新格律诗三大诗体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建设也较有成就     

对真实的担当与重建汉语诗歌精神--于坚诗歌理论两题

于坚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在长诗<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借对乌鸦的重新"命名"这一诗学事件,呈现了诗人的两难境遇对"真实"的追寻与面对"真实"的诗学压力,表现出了要承担"真实"的诗学勇气和诗学自觉.在随笔集<棕皮手记>涉及诗学的篇章中,于坚把这种担当具体为重建汉语诗歌精神的追求.     

朱自清诗论:辩证性与"集成"性的统一

朱自清诗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关于诗体的理论,其二是关于诗歌内容的理论。前者阐释了自由诗与格律诗、歌谣与朗诵诗、短诗与长诗等问题,后者论述了新诗要反映现实人生,要表现情感、感觉、哲理,要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等问题。在具体阐释这些问题时,较好地结合了历史和时代的特点,具有“集成”性和辩证性。它对新诗及现代诗论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兴义的缠夹与敞开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兴义的"缠夹"自朱自清先生提出以来,众多学者试图解开这种"缠夹",结果是越解越缠夹,从而形成了所谓"兴义缠夹问题"。而实际上,兴义的缠夹具有不可解性,缠夹是兴的基本特性,正是兴的缠夹向我们敞开了兴的真实面目。兴是诗的本体或依据,是诗的基本方式。兴内在地决定着诗的创作和表达,决定着中国诗的审美特性。     

新诗发生与百年诗体建设

百年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新诗发生之中寻找到深层的答案.新诗的发生,把旧诗推向对立面,造成百年旧体诗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造成百年诗体建设的偏狭;发生期新诗在体式上的特征就是"自由",造成百年自由诗体的强势地位,制约着其他诗体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定型或准定型诗体;新诗发生期对外在格律形式的轻率否定,成为一种定势思维,制约着新诗格律的探索,百年中国走过了一条新诗自由化把律化推向边缘的诗体建构道路.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