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哲学本性

哲学在中国的半个多世纪中,从泛伦理主义到泛政治主义的演变,从火红到被冷落。在一般学者眼中,哲学=政治,“哲学成了政治之学,哲学成了非哲学,”自然,哲学课也就成了政治课。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多方面的,如何让哲学成为哲学,让哲学课成为哲学课,这是当前哲学学科和哲学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二元论”哲学要做具体分析

哲学史上是否有“二元论”哲学和“二元论者”?应当如何评价它们?这是目前学术界有所争议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哲学史的发展,了解哲学基本问题,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和“两军同一”的复杂情形,不无裨益。这里,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西塞罗“人民”“共和”思想的哲学考察及其意义研究

在继承和批判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古罗马“王制”和“共和”的发展历史，西塞罗提出了一套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以正义观念为原则，以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为内容，以“混合制”政治制度为形式的“人民”至上“共和”思想，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构建一个真正理想的“共和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西方政治哲学从传统转变到现代的复杂发展过程中，西塞罗的“人民”“共和”思想对后来基督教神正论的产生和近代的社会契约论等政治哲学理论的提出，乃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西塞罗的政治哲学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其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如对为什么“混合制”是最好的，它是如何可能的?“人民”的内涵外延是什么?“人民”至上需要什么限制条件等关键问题缺少有效论证等。这些正是后来者应加强研究的。     

论古希腊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

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经历了一场转变,哲学研究从对宇宙自然的关注转变到对社会人生的关注。这个时期城邦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公共领域”的兴起。“公共领域”是希腊人展开政治论辩的场所,哲学涉入“公共领域”产生了所谓“哲学的公共表达问题”。这个背景之下,哲学的发展受到了城邦政治实践的制约,哲学涉入“公共领域”的过程就是哲学自我辩护与自我确证的过程。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哲学转变的性质和方向。希腊哲学的这场转变不是历史上一度存在的事件,而是一直伴随着哲学思想成长的原动力。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发展中的迫切问题

近 2 0年来哲学的所有重大争论 ,实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体系解读的反思与质疑。因此 ,如何评价传统体系就成为哲学的研究与发展面临的迫切的总问题。传统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性质均未作出正确规定 ;在方法上也未能体现发展的原则 ;对哲学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的规定也不确切。所以 ,它不是“基本可以”,而是“基本不可以”。故对传统体系应予以扬弃 ,将其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体系之中     

谢林的政治哲学期待 ——从沃格林的角度看

尽管谢林那里缺乏直接的“政治哲学”论述，但在沃格林对时代生存经验的描述中，谢林整个哲学呈现出一种生存-经验性的“政治哲学”诊断维度，从这个维度出发，可以把谢林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及其体系建构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验历史中来考察。这一考察向我们表明，尽管谢林并不是一个直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也能以非政治哲学的方式，从对于时代精神概念的诊断中得到阐述，一种对于政治哲学正面言说的“失语”，或许更多地指向对一种“未来政治”的期待。     

政治哲学对话

给政治理论确立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但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作道德评判,而道德和价值判断与其说反映了“对象”,不如说仅仅出于人们的偏爱和选择,所以当逻辑实证主义揭示了政治哲学的“虚假性”时,政治哲学衰落了。然而,人类情感态度的表达和对政治生活的规范又离不开“非科学”的道德语言,当实证主义者无力证实可实证原则时,政治哲学再度复兴。     

政治哲学的“规定”及其当代性

与“什么是哲学”的答案始终悬而未决一样,“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也为学界争论多年而从未有过“公论”。可以明确的是,尽管政治哲学是具有深远历史传统和丰厚思想资源的研究领域,但将这种研究领域命名为政治哲学却是现代学科构建过程中的晚近事件。以现代政治的现实视角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顾和归纳大致界定了政治哲学的本性、研究对象与致思方式,也在古典与现代的贯通中明晰了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可以说,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拉斯立特等编:《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第二辑)

这本论文集包括下述文章:白林的“政治哲学还存在吗?”;卢西曼的“社会学证据和政治理论”;麦克英太尔的“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的一个错误”;沃尔海姆的“民主理论中的矛盾”;达仑陀夫的“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威廉斯的“平等观”;劳尔斯的“作     

从自由到平等——论罗尔斯对社会契约论的继承与发展

罗尔斯通过对“无知的面纱”和“原初状态”的设计,最终推出了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通过对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原初状态”及其两个正义原则的分析,指出了罗尔斯对社会契约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政治哲学从自由问题向平等问题转换,对于政治哲学在自由的基础上解决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契约论与政治合法性

自近代以来 ,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一直是最有力的理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力量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讨论古典契约论对政治合法性的证明 ,并把它的证明归纳为三种 ;其次探讨对古典契约论的批评 ,指出它所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 ;然后研究了当代的新契约论 ,以及它与古典契约论的关联 ;最后揭示契约论的合理性 ,解释了它的“普遍同意”、“自律”、“互惠”和“实践理性”的观念。     

哲学对象的研究原则小议——兼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几种观点

<正>自从八四年第三期《哲学研究》号召“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研究”以来,有关的几种主要观点均已正式“登台亮相”.这些迥然不同的观点,促使人们进行评价和决择,也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怎样确定哲学对象?也就是说,为了富有成效地确定哲学对象,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谁赢得了20世纪哲学大战的胜利?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所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为哲学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各种流派应运而生,并相互争斗。斗争的结果如何呢?《美国哲学季刊》编辑雷谢尔执笔的这篇评论试图就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是对真理发展过程的科学表述——与赵宝云等同志商榷

有没有绝对真理?如何把握绝对真理?这是认识论和真理观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认为人们通过实践,对一个个具体事物、对具体事物不同层次的认识,可以认识绝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这个论断,正是对人们把握真理过程的概括,是对真理发展过程的科学表述。赵宝云等同志在《“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说质疑》一文中认为“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这个“我国哲学界的传统观点”“不科学”,它“违反形式逻辑”,“割裂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相辅相成、互相渗透的有机联系”,“否认了绝对真理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宣告了绝对真理是不可认识的”等(《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新华文摘》1983年第10期摘要)。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康德论“纯粹数学如何可能”之我见

康德的哲学历来被称为批判哲学,《纯粹理性批判》是这个批判哲学的奠基石,而关于“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的论述又是《纯粹理性批判》所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为此,了解康德“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的论述,对于我们弄懂康德哲学是十分必要的。 (一)“纯粹数学如何可能”是批判哲学中心论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康德所认为的批判哲学中心论题是什么,这个中心论题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性别、自然与政治

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哲学借助生态女性主义以及批判种族理论、怪异理论（queertheory）、后殖民理论、环境哲学和女性主义等解放理论的见解、理论工具和伦理责任来审视“自然”之政治地位的智力探究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关心的问题是承认自然界主体性与主体地位而产生的各种可能,以及我们如何在政治上以对话的方式回应自然界。这种哲学认为!．要很好地解决把非人类自然作为一个对话者纳入绿色公共领域这个环境难题,一种关注性别的、解放的分析必不可少。同时,它也像把自然界排斥于伦理一政治关切之外的“传统”哲学那样,追问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遴些主题贯穿于审视性别、自然与政治等概念范畴之间相互关联的当代环境女性主义者的著述当中,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瓦尔·普鲁姆伍德、激进民主理论家卡特里奥娜·桑迪兰兹和女性主义现象学家、地方哲学家邦妮·曼恩三人的著述当中。沃伦的编织品比喻指明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哲学如何缝合为生态女性主义更大的被子。     

从“经验”到“民主”——论杜威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

“民主”问题是杜威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杜威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到建立新的经验哲学的思考路径,亦即从逻辑上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哲学所重点关注的“哲学家的问题”到“人的问题”的思考逻辑。只有理解了这个内在逻辑线索,我们才能够全面和正确理解其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结构。杜威在解决了哲学所应该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以及“经验”与“民主”关系的基础上,才最终确立了其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民主。     

试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思想源流

公法理论的创新离不开政治哲学的知识来源,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种代表性学说——“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均有其政治哲学的基础,“管理论”的产生与行政法制度上的充分展示,仰仗“国家权力”合法性、正当性的政治哲学上的成立;“控权论”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直接实践,是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延伸和必然结论;“平衡论”似乎兼有上述两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但单就强调“公民守法”这一面而言,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秉承了“共和主义”政治理想的。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我们首先不要误解了“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本身。它并不预设政治哲学具有绝对的本质,等待着我们发现并且揭示出来。恰恰相反,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共识和差异,它要求提供的是我们各自对政治哲学范畴的理解,并且通过对话来明确差异和共识。在我看来,在今天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中,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