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少府之任蜀州》异文考辨

<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素负盛名的诗篇,然此诗有两处重要异文,选注家们多未考辨.一处是诗题中的"蜀州",一处是"城阙辅三秦"中的"辅三".本文经详细考证后认为,"蜀州"应作"蜀川","城阙辅三秦"应作"城阙俯西秦";"州"和"辅三"是后人的误改.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是我国初唐著名的文学家,少时即显露文学才华,写出《滕王阁序》的名篇,与杨炯、卢照邻、骆宾工齐名于世,被称为“初唐四子”或“初唐四杰”.王勃的诗歌创作偏重于描写个人生活,抒发个人感情,但其意境开朗,格调高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就是他的一首有代表性的送别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城阙辅三秦”之“辅”释义辨证

“城阙辅三秦”中的“辅”一般释作“护持、拱卫、护辅、夹辅”一类的意义，或认为是句式的倒装，“辅”应该作“以……为辅”解。但这样的解释与事理、诗意均不谐洽，颇为牵强。诗句中“辅”和“望”形成对文，也应该有“望”的意义。文献中，“辅”一作“俯”，“辅”、“俯”属音近的异文。“俯”有“向下看”的意义，且在唐诗中有大量类似“城阙辅三秦”的句式，字均作“俯”。从人的角度而言，“俯”是指从上往下看，可以释作“俯视”，从物的角度而言，是处在高处的事物俯视处于低处的事物，可释作“俯临”。诗歌中当是作者和友人登上高高的楼台，极目四望，触景生情，依依惜别。辅”应该是“俯”的假借字，在诗中是“俯视、俯临”的意思。     

温庭筠行实小考

一、《赠蜀将》一诗不作于咸通十一年以后对温庭筠的卒年，历来说法各异。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以为应晚于咸通十一年（８７０）。证据是《温飞卿诗集》卷四有《赠蜀将》一诗，诗题下原注“蛮入成都，频著功劳。”顾学颉先生考证：“蛮人扰川，前此二三十年已然，而攻...     

读杜甫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诗

唐玄宗天宝末年至肃宗至德、乾元之间,唐王朝经历了天翻地复的大变动,诗人杜甫也几度播迁,尤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自陇右赴成都为诗人一生中的一太转折点。《发同谷县》诗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这一组诗以《发同谷县》始,以《成都府》终,共十二首,在诗人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论其体裁,为五古之佳作、大篇,论内容为旅途、山水诗之戛戛独造者。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显示诗人在此一     

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求是

在杜甫传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本来没有一首专门反映农民起义,然而有些同志对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极为重视。在批判杜甫思想局限时,有人说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在评价杜甫思想成就时,又有人说他同情起义的农民,有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意见虽互相矛盾,但却都认为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很“密切”,态度很明朗。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一、《喜雨》不是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证广德元年(763),杜甫在四川写了一首《喜雨》诗:“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原注:“时闻浙右多盗贼。”有人认为这首诗说明,对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扫荡了”,认为杜甫“积极主张对起义的农民进行毫不手软的镇压”,因此要对杜甫及其作品“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这未免太过分了。     

读咏物诗札记二题

一,杜甫绝吟海棠诗索微海棠之盛,莫盛于西蜀。杜甫居蜀八九年,诗章千四五百篇,而无一首海棠诗。最先发现这一秘密的是薛能。他在《海棠》诗“序”中说:“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工部子美于斯有之矣”(见《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九九)。从此,它就成为历代     

浅谈“多读精讲”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古代先生教学生,不是以讲为主,而是以读为主。读是传统语文教学法的核心,其方法是“强化积累──领悟品味──贯通实践”。拿到一篇文章,首先安排学生熟读背诵,学生由于熟记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其中的词语、句式、谋篇、布局和修辞等,在学生脑海中形成一种范例,即能出口成章。 古往今来,许多有成就的人,在学习过程中无不倾注了朗读──强记的心血。王勃九岁读《汉书》而作《指瑕》九卷;李白“五岁诵六甲,七岁观百家”而“斗酒诗百篇”;杜甫提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鲁迅…     

读诗琐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是一个很好的唐诗选本。然而,白玉微瑕,其中的一些训释似乎尚可商榷,(?)琐记几条如次。1、杜甫《丽人行》中的“后来鞍马何逡巡!”原注:“逡巡”,急驰貌,形容杨国忠的骄横。按:《庄子·让王》:“子贡逡巡而有愧色。”白居易《重赋》诗:“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这两句中的“逡巡”都是却退、或欲进不进,迟疑不决之义。“逡巡”又作“逡循”、“逡遁”。《汉书·万章传》:“章逡循甚惧。”贾谊《过秦论》:     

对杜甫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诗中排列顺序的质疑

杜甫发同谷赴成都之行写过一组完整的记行诗。诗中排列顺序上似有讹误。或许是首编失真,后学承讹,或者因地志舛误,传抄疏意。比如学界公认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浦起龙《读杜心解》两书为例,他们都把杜甫自陇右赴成都所经过的地方的顺序弄颠倒了。 《杜诗详注》排列杜甫这组诗的顺序是:《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而《读杜心解》的排列则是一模一样。     

“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考辨

各家注本对“一言均赋 ,四韵俱成”的理解多有龃龉 ,有人并据以认定《滕王阁》诗作于《滕王阁序》之前。考有关史料和上下文 ,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作于其《滕王阁》诗之前。     

李白《公无渡河》新探

李白《公无渡河》一诗,元萧士赟谓为“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清陈沆《诗比兴笺》谓为悲永王磷而作,诗中渡河之叟系指李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以为李白从璘之作,但以渡河之叟为李白自喻。以上诸说虽不相同,或不尽相同,但均认为此诗必有所指,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然此诗究竟因何而作,指归何许,谨陈一得之见,以供参考。此诗若联系李白幽州之行加以考察,其义自明。而《赠何七判官昌浩》《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二诗,则是打开幽州之行秘密的钥匙。     

“烽火连三月”考释

杜甫《春望》诗“烽火连三月”句的“连三月”,已有三种解释:一、谓“乱后两逢三月”,见《杜诗镜诠》。二、指“正月二月三月”,见《杜甫诗选注》。三、谓“直到春深三月”,见《唐宋诗词探胜》。这三种解释的共同点,是把“三月”理解为“三月份”,似都不甚妥当。我以为此句中的“三”字和对句的“万”字,都是不定的数词,应作“三五个月”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杜甫之死及其它

杜甫之死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出自郑处诲《明皇杂录》,新旧《唐书》本传因之,后经王得臣、黄鹤、仇兆鳌诸家辩诬,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及四川文史馆所编《杜甫年谱》、冯至《杜甫传》均据以定杜甫之死在大历五年冬潭岳之间,殡于岳阳。郭老《李白与杜甫》书中对牛肉白酒之说提出新的解释:“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二十四小时至二十八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精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杜甫耒阳阻水,聂令送牛肉白酒,杜甫有诗为赠,题云:“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这是一首长诗,杜甫吃了酒肉以后,还能成此长诗,可见并无中毒现象。诗     

《别田九峰十韵用藏头体》校释

《容美纪游》载，顾彩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二月初入容美土司，于七月初始出。其间时与司主田舜年游宴唱和。将别时，有《别田九峰十韵用藏头体》一诗。关于“藏头体”，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于“离合诗”附及，谓“藏头诗则每句头字皆藏于每句尾字也。虽非离合，意亦近之”。结合此诗，即每句首字藏于前句末字中，须离析而出。原注说：“书作圆圈，循环读之”，则连起止，亦不易定。我在整理《容美纪游》时，曾对此诗细加研读，将各句所藏之头一一析出。本拟再作一注解，但限于书之体例，只好作罢。后见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之《…     

《上李邕》是李白早年蜀中所作

李邕为李善之子,是开元天宝中颇负盛名的作家。两《唐书》文苑中有传。李白、杜甫、高适等大诗人有都曾与之交游;晚年被奸相李林甫嫉恨,杖杀于齐州任上,李白、杜甫都有诗作悼念他。李白何时与李邕交游?这涉及李白的《上李邕》诗的系年。钱谦益《少陵先生年谱》在天宝四年下注云“李邕为北海太守,陪宴历下亭,李白、高适俱有赠邕诗,当是同时”。据此,     

李白、杜甫论诗诗简论

在唐代诗歌文学理论批评园地里,论诗诗是一种别具新貌而意义独特的诗评样式。李白与杜甫的论诗诗堪称代表。他们都极其敬慕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与“风骨”之作,都有很深的《风》《骚》情结,认真汲取六朝优秀诗人的创作经验,推崇清新自然与雄健俊逸的诗歌风格。然而,在具体对待齐梁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李白,杜甫的是非观更明确,接受之方法更辩证,既有“恐与齐梁作后尘”的否定,又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肯定。在讲究诗歌的“传神”论、“声律”论等方面,杜甫也有突出的贡献。杜甫创造的论诗绝句组诗体式,影响后世颇为深远。     

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

当前学术界正在讨论唐诗繁荣的原因,如果对于代表唐诗最高成就的杜甫作些研究,找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解剖一个麻雀,再由此而进一步探索唐诗繁荣的原因,或者会有点眉目吧! “诗圣”一词,不过是说杜甫诗歌达到了最高成就的意思。就好比唐朝人把张旭叫做“草圣”、把李思训叫做“画圣”一样,只是因为他们的草书和绘画分别达到了最高成就,因而分别称之为“草圣”和“画圣”;这与儒家所谓“圣人”毫不相干。郭沫若同志为成都杜甫草堂所书楹联,不是也有过“诗中圣哲”字样吗?十年浩劫期中,扬李抑杜的声浪,一时高涨,郭沫若同志未能免俗,写过《李白与杜甫》一书,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杜甫作了一些过分的歪曲,学术界已有辨正,这儿不再细说了。     

沉郁顿挫与钟嵘《诗品》

＂沉郁顿挫＂是＂杜诗学＂论及率颇高的一个词汇。沉郁顿挫是《诗》、《骚》之传统。钟嵘《诗品》充分体现出沉郁顿挫的论诗之旨，而杜甫不论是诗论还是诗作，于沉郁顿挫都情有独系，因此，研究杜诗不能不考虑《诗品》和杜甫诗学在这一诗歌美学境界上的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