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庸辩证法》对“中庸”的诠释及其现实意义

评《中庸辩证法》对“中庸”的诠释及其现实意义金舒年从现存的古籍来看，“中庸”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后来，《礼记》中收有《中庸》一篇，相传为孔子之孙孔权（子思）所作，“以昭明圣祖之德”...     

以“中和”为美是书法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基本原则

一、“中和”美的理论基础 艺术上谈的无过与无不及的“中和”思想,正是儒家哲学的“中庸”思想在艺术上的具体体现。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孔子的美学批评的尺度。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何谓“中”,在《中庸》篇中是这样解释的,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即人的内心处于虚静淡然,不偏不倚的境界,称为“中”;何谓“庸”,《中庸》认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庸,是平常,节,是法度,常理。其意思是说,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要符合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论周作人早期“中庸”心态

“中庸”心态,是周作人早期心态的核心内容之一。周作人最早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大概要算写于一九二六年的《上海气》一文,他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一九二七年写的《谈龙集·谈虎集·序》中又说:“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颇深……”,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一、对中庸的认识中庸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他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作为实行道德的法则,真是最正确的了。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很少把握这个法则。从上面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中庸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孔子不但在不同场合表述了这一思想,而且为人处事上处处体现中庸的原则。从《论语》中看,孔子在许多场合阐述了中庸的思想,但并没有给中庸一词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后人对这一概念理解不一,各执一词。因此,有必要先探讨中庸的确切含义。中庸的庸字含义比较明确,人们的理解基本一致。庸…     

孔子与中庸无关说

古汉语“中庸”本来只有“凡庸”的含义。《论语》仅一见的“中庸”,实为古文字“事祗”的错别字。“执中”多为“艺事”之讹。孔子以仁为至德,他以君子与小人为社会对立的两极,两者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他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他偏激好斗,疾恶如仇,不是中庸主义者。     

中庸之道与用人之道

一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这并非是对“中庸”作出规定,但因此我们可看出孔子追求运用“中庸”方法的迫切心情和持之一贯的原则。子思对中庸作了充分发挥,认为它不仅“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2]亦即把事物两端的道理研究清楚、解释清楚,然后取其中点而用之,而且子思赋予“中庸”以“中和”新义,视之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并以此作为道德修养的要求,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也即认为感情处于“中和…     

孔子与中庸无关说

古汉语“中庸”本来只有“凡庸”的含义。《论语》仅一见的“中庸”，实为古文字“事祗”的错别字。“执中”多为“艺事”之讹。孔子以仁为至德，他以君子与小人为社会对立的两极，两者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他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他偏激好斗，疾恶如仇，不是中庸主义者。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诗学》与《乐记》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摹仿”说,揭示了文艺的起源,并认识到了文艺的功用问题,提出了“净化”说;中国古代《乐记》也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并从儒家诗学功用观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诗学》和《乐记》在很多理论层面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林外史》中的饮食与世情

小说中常以饮食来刻画人物。透过《儒林外史》中丰富的饮食描写,读者不但可以对饮食之人有直观生动的了解,更可由诸多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进一步觇见清初儒林之世情。书中对于世情的描摹、人性的表现,能令读者——尤其是身处今日之＂儒林＂者在读此书时,皆能依稀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日“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北溪字义》与理学范畴体系的诠释和建构

南宋陈淳的《北溪字义》是解读理学、尤其是朱子思想的重要文本,也是东亚最早的哲学辞典。《北溪字义》首次建构了一个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整的逻辑结构,同时还自觉地将诠释方法作为它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北溪字义》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在结构上也有精心的安排。其卷上为内圣之学,包括心性论和道德论(或功夫论);卷下为外王之学,包括理本论、教化论和异端批判。《北溪字义》还探讨了范畴关系的诠释方法:"字义"的界分与脉络———范畴的界限与联系,"字义"的竖观、横观与交错言之———范畴的纵横交错关系等。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文献学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历来被认为是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从史部类目中可以发现其中包含对史书内容的考订辩证,对版本的真伪鉴别,对体例的得失评价等文献学价值。     

《芙蓉风》与中国古典小说

长篇小说《芙蓉风》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精神,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各种场景,穿插了多条情节线索,使得全书充满了史诗般的气势和百科全书的性质。作品不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描述,还对生活的本质进行了揭示。作品的成功得力于创造性地传承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话语创新精神。特别是写景的“自由式骈化”风格独具特色。在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     

论《尚书》《春秋》的记言叙事艺术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主要记言；《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专门记事。《尚书》所记之言虽然“佶屈聱牙”，但能围绕中心，分明层次，并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春秋》所记之事虽然极其简略，但初步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叙事系统、严谨，坚持道德原则。而且，《尚书》有许多作品在记言中有叙事成分，亦有以叙事为主的作品。其叙事能根据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条理清晰，首尾完整，富有表现力。《春秋》虽然专门叙事，但在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原则和艺术技巧却十分突出，文字表达比《尚书》有明显进步。它们不仅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两大源头，而且也是我国记言叙事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