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婚姻家庭财产制度的立法思考

本文试图对财产约定制度、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的处理和将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转化为共同财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期望能借婚姻家庭法修改之际 ,将过于原则的、或与相关法相抵触的财产制度加以完善     

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婚外同居者问题探析

对于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婚外同居者,司法实践中有判决赠与行为无效,受赠人返还财产的;有判决赠与行为有效,驳回另一方配偶诉讼请求的.应当认定赠与行为无效,受赠人应当返还财产,但是赠与人也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为此,我国民法和婚姻法中应当增设"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请求返还"条款和夫妻非常财产制.     

彩礼纠纷司法裁判研究——兼评青海省基层法院审判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观念

彩礼是我国民间男女双方缔结婚约或者结婚之习俗,且经久不衰。近年来,因彩礼给付产生的纠纷,虽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依据,但各级法院司法裁判有不同的做法,民众、法官对此有不同的观念。为此,本文以青海省基层法院审判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为切入点,在梳理了学术界对彩礼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了法官处理彩礼纠纷的习惯做法,归纳了民众、法官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处理的不同观念。     

试析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和损害赔偿

婚约是男女双方自愿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亦称婚姻预约。我国 1950年婚姻法和 1980年婚姻法以及历次婚姻登记办法,都未对婚约作出规定。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反对早婚,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保护婚姻自由。但我国是一个有长期婚约传统的国家,现实生活中婚约仍然成为一些青年男女特别是农村青年男女对自己婚姻的一种预约,因婚约解除而产生的财产纠纷和损害赔偿也大量存在。如何认定和处理这些问题,有效保护婚约男女双方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婚约的法律效力 　　婚约来源于买卖婚姻,我国和世界各…     

试论古代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

古代的犹太妇女没有婚姻自主权,在离婚的问题上,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其财产限于自己的嫁妆及获得的礼物与"婚娶赠与",丈夫用其财产投资所得以及她们本人的工资收入都不属于自己。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犹太教高度赞美婚姻家庭制度,从而使得犹太律法赋予了犹太妇女婚姻生活中应有的人性化待遇,而且从《塔木德》时代开始,犹太妇女的婚姻权益开始受犹太婚约的保护,它不仅使得犹太妇女在离婚或丧夫守寡之后的经济生活有一定的保障,而且对丈夫单方面休妻的行为也有所限制,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因而在附属中有所改善。     

建立我国婚约制度的立法思考

婚约起源于古代社会的买卖婚姻,近现代多数国家或地区亲属法也规定了婚约制度。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此没有规定,但民间订立婚约的现象则是普遍存在的。为指导人们订立符合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理念的婚约,规范人民法院审判婚约纠纷案件,我国婚姻法应明文规定婚约制度。     

论婚约制度

婚约问题在我国目前被视为道德问题,并非用法律来调整。而基于婚约关系而产生的“准夫妻关系”和“准姻亲关系”以及基于订婚产生的财产方面的纠纷需要法律调整。本文从婚约制度的历史发展,婚约的性质,我国政策、法律对婚约的态度,因解除婚姻引起的财物纠纷的处理等方面对婚约制度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对我国在婚约立法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附义务赠与合同的法律构造

负担为赠与合同的附款,负担无效并不一概导致赠与合同无效,宜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负担与对待给付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性,但从整体上看,宜将附负担赠与定性为无偿合同与单务合同.负担与解除条件存在巨大差异.由于赠与人有先为给付的义务,赠与人不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唯有当附负担赠与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时,该第三人才能成为请求受赠人履行负担的主体.只有当赠与人已为赠与,受赠人因可归责于己的事由而不履行时,赠与人才能行使《合同法》第192条所定撤销权撤销赠与合同.当赠与物有瑕疵时,赠与人应依《合同法》第153～158条有关买卖不完全给付责任的规定承担责任,而非依《合同法》第174条准用买卖的规定来承担责任.此际,赠与人的责任固然限于“附义务的限度内”,但仍存在例外,即当赠与物瑕疵造成受赠人固有利益损失时,赠与人的赔偿责任并无上限.当负担有瑕疵时,应类推适用买卖合同中有关标的物瑕疵的规定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赠与合同的撤销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其特点是赠与的无偿性和诺成性。为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法律赋予赠与人及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赠与撤销权。本文对赠与合同的法理依据、任意撤销、法定撤销、撤销权的行使及后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网络虚拟财产法律保护初探

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基于虚拟财产的虚拟性、期限性等特征,应将以虚拟财产为对象的权利定位为一种新型的无体财产权,通过加强相关立法解释,为虚拟财产纠纷的解决提供依据,进而通过专门立法对虚拟财产予以确认和保护。     

论我国合伙共有财产法律制度

合伙财产是合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现行民商事立法条件下,舍伙共有财产的法律性质,即存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也存在共同共有的情况,其根据在于舍伙的协议。有关合伙财产的立法应同时对两种共有形式的存在予以肯定,以便合伙人明确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财产纠纷的解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舍伙财产的按份共有在合伙财产所有权形式中将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合伙企业法应规定,在合伙人无明确协议的情况下,将合伙企业的共有财产统一认定为按份共有。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以澳大利亚无法解释财富制度为参考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涉案财产处置面临着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难题.其原因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即公检法三机关职能分工失当、涉案财产甄别专业性阙如以及"性质不明"财产的举证困难.无法解释财富制度作为澳大利亚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有效手段,溯源其运行机理,可以为我国破解司法实践难题提供启示.为了回应甄别涉案财产专业性的实践需要,可以考虑在我国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引导公安机关采用金融调查手段对涉案财产展开侦查.面对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紧迫需求,法院可以以"差额法"为鉴,引入步骤明确、实操性强的涉案财产计算方法.同时,可以参考无法解释财富制度,在存在"性质不明"财产的涉黑案件中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比较法视角的我国婚约制度构建

婚约在我国民间古已有之,但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并未对婚约制度进行规制,使得大量民间婚约纠纷无法可依。基于德、瑞、日等国民法中关于婚约规定的比较分析,无论在理论基础还是实际判决中,确立我国的婚约制度已不存在障碍。在司法实务中,有确立我国婚约制度的必要。     

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研究

离婚诉讼是集身份关系的诉讼和财产关系的诉讼为一体的诉讼制度.离婚诉讼通常所包含的离婚纠纷、财产分割纠纷、子女抚养纠纷均属于确认之诉；且三个诉具有主从关系.离婚诉讼本身作为一种复合型诉讼,已经是身份关系纠纷和财产纠纷的复合,引进第三人制度无助于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实现,严格的离婚诉讼中不具备引进第三人制度的生态.     

财产赠与一方是否夫妻共有

周女士爷爷去世前留有遗嘱,将他遗留的房屋赠与周女士,产权变更登记后的产权证上也只有周女士一人的名字.周女士不知这套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中美法律中关于赠与合同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

属于普通法系的美国合同法与属于大陆法系的我国合同法在具体规则方面各有其特色。体现在赠与合同方面,二者在任意撤销权、公益性赠与合同、赠与财产的瑕疵责任三个问题上,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研究它们对我国合同法中赠与合同规定的完善、以及了解美国的相应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对民事举证责任倒置问题的再思考

举证责任倒置是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前提的,是对依该学说分配举证责任所形成的分 配结果的修正。其实质是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变为由否认 权利的对方当事人就不存在法律事由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第4条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是对举证责任 倒置理论的完善,在立法技术上也更加科学,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笔者从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概念 入手,结合《证据规定》的有关规定。对举证责任倒置做出探讨。     

赠与规范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民法典》字面上规定的“诺成+任意撤销权”的赠与模式,在任意撤销权与债的约束力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此种规范模式产生于民法继受过程中的改造,有必要通过回归历史传统予以解释重构。罗马法上,赠与为权利转移行为提供“原因”,其自身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现代法上,原因概念衰落,罗马法上的赠与演变为现实赠与,要求转移权利后赠与才能产生效力。法国法规定的公证赠与因“要式”目标难以实现,最终只能与现实赠与并行。中国的“诺成+任意撤销权”模式,其实质是现实赠与,可以将此种规范模式解释为“赠与原因合意+处分行为”。此外,中国还设置了公证赠与和作为诺成合同的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二者均产生债权效力。《民法典》规定的三种赠与,均构成处分行为的“名义”。     

简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确罪侵犯的客体,诉讼的举证责任,数额巨大的标准及量刑罚的幅度,建立财产申报、登记制度等问题作学理性的讨论,意图阐明该罪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国家公务活动的廉洁性,还包括法定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规定,推动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的立法,促进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我国被执行人财产发现制度之完善

财产发现制度是对物执行制度的核心.我国被执行人财产发现制度缺乏对被执行人责任的规定、缺少社会财产登记公示体系和社会协助执行体系作为配套效率不高.针对上述原因,应建立和健全强制执行财产发现制度,解决"可执行财产难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