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国文化之希望所在——浅谈近年来的国学研究

现今许多人都在谈论９０年代出现的所谓“国学热”，那么，其意义究竟何在呢？首先，“五四”所提倡的批判旧的文化传统的运动，后来几乎变成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时下所谓“国学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文化失误的纠正以及要在当今社会再建中国文化的期望。其次，所谓“国学热”反映了一些人文学者的学术自觉以及要向学术家园回归的愿望。至于近几年由商业出版炒作下的“国学读物热”，充其量也只构成一种商业文化的市场表象，它与真正的国学研究毫无关系。国人所习惯的大哄大嗡热潮，往往是被世俗欲望与利害心理所搅起，丝毫无助于国学研究。真正的国学研究，需要的是冷静而热诚的社会理解，以及自甘淡泊、沉潜奉献的学者劳动。中国文化的希望就在于此     

国学热与民族文化信仰建设的思考

＂国学热＂这种现象表现了中国国力日强,国民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但现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改革期内在的文化信仰的缺失。社会在转型,文化信仰缺失的人们迷茫、浮躁、唯利是图。在国学热的契机下,以国学思想的精华来充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素质,维护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使命感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体现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种强烈文化使命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使命感是对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深沉而炽烈的思想情感,也是一种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基础上的饱满而真挚的思想情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使命感本质上是一种将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历史责任感、人民至上感有机融合起来的思想情感。充分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使命感的基本内涵、生成背景、实现路径等重大问题,对于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推动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并在此激励下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同心同德地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持续闪耀出灿烂光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当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是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全球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自近代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国学虽然历尽沧桑,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根基。国学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时代更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因此国学的自我批判将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环节。     

新世纪以来“国学热”背景下的国产电影

"国学热"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化热潮。本文立足"国学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从人伦亲情电影与古装大片两个维度,分析了"国学热"中的国产电影创作,着重总结了其在艺术成就、市场成绩以及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得与失,并在此基础上对国产电影如何有效发挥文化、媒介属性,实现与国学热潮的积极互动提出了参考建议。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家庭文化与现代化

关于家庭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一种是西方社会的“冲突论”,另一种是日本社会的“改造论”,第三种则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华人社会)的“融合论”。三种不同的模式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家庭文化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在不同的社会中对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冲突论” 以欧美为代表的“冲突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化进程是冲突的、不协调的。现代化的进程将抵制传统家庭文化,并使传统家庭走向淡化和解体。 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科特·帕森斯在谈到家庭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了家庭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解组过程。他认为     

国学教育的现代探索与文化建构——评李训贵、宋婕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

溯源“国学”的历时性内涵及反思其兴衰的时代背景,具有总结文化历史、着眼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城市国学讲坛（第二辑）》对国学内涵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将国学教育纳入到现代化的语境中,探索出了一条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并行不悖的教育方式;同时,基于对国学教育规律的把握,该著以国学的现代化进程为观照,主张打破学科、专业的限制,推进国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互相促进、双向契合。     

回溯与沉潜:国学的现代化思考——评李训贵、宋婕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

追溯“国学热”的产生发展之路,剖析其在当代社会所处地位,思考其未来走向,具有反思历史与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李训贵、宋婕新近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将近些年来影响颇大的“国学热”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坐标进行考察,从哲学、美学、文学、语言等角度探询了中国传统文化通向现代与世界的途径,力图在古今文化的历史坐标中整合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文化选择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研究综述

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无法规避的视域,其二者有着良好的耦合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建构过程中,文化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视角。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特定文化成果的传播、传递为基本载体,以个体由"自由人"、"生物人"向"社会人"、"政治人"、"文化人"的发展为基本取向,是文化"化人"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依托文化,同时,它还是一项有意识的文化选择活动,它善于撷取文化的精华,依据社会、政治要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身特性,传递适应生活的理想、态度、知识、技能,再借助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传授给大众。     

试论文化对全球化的影响机制

全球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之形成过程。它提供了人类历史展开的新途径,也改变了人类命运的展开方式。文化因素在这一历史变迁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它使全球化成为多元现代化。文化决定论是对全球多元现代化的一种解释,文明冲突论则是从这种解释中引出的一种对未来的预期,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逻辑。全球现代化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文化与实践的相互构成机制而现实化的,其问题与出路都取决于我们是否从这一立足点出发。     

略论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

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这两个名词既被用来表述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向,也被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建构模式和理论形态.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实践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从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哲学的兴起也成为了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两种理论路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理论形态都不是一个完整、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正在进行时"的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现实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从文化的视角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哲学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当代形态.文化哲学的视角本来就内在于实践哲学之中.     

论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与文化现代化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其文化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文明。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体现,践行党的文化使命是文化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文化现代化要在践行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前提下"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要在推进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与时俱进"。     

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兼论理性高于权威

原始仁学面对的自然、社会、知识环境与现代社会迥异,而原始仁学及其现代义解所共持者为:义利之辨和紫朱之辨."义利"为仁学伦理学之原则,"紫朱"(真伪)为仁学伦理学之方法.将二者运用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现象,以新仁学之"义镜",反射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学术界之"利薮经纬":今日国学、汉学、留学文化所内嵌之功利主义固疾,实导致中华文化在物质性成就不断提升的同时,将结构性地降低其民族精神文化之水准.对治之策正是返归仁学精神本身.历史辩证法在于:最古老的东方伦理学智慧,在最现代的西方等符号方法论协助下,将有效提供人文科学现代化的认知标准和工具."伦理学"(传统原则)必须与知识论(现代工具)结合,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精神实践手段.     

审美文化作为“新宗教”的代言性质

现代社会的科技化和消费化特性消解了传统宗教存在的基础,人们突出自我和怀疑一切的心理不断加强.然而,快速发展的社会也加重了人们心灵的失落和空虚,因此亟待一种符合现代社会特质的宗教形式出现以满足他们情感的渴求.从理论上看,贝尔提出的新宗教概念可以满足当前大众精神皈依的需求.但是,新宗教缺乏具体的操作手段,需要一些操作性强的文化形态来辅助其实践,在众多可选方案中审美文化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审美文化在实践层面上符合新宗教的"代言"诉求,它可以利用各种贴近大众的行为模式和操作方式,使大众在平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心灵皈依后的平静,极大地拉近宗教与大众的距离,降低人们寻求宗教帮助时的门槛.审美文化之所以能够满足宗教代言要求,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人们进行"审美"活动时,整合大众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同质化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产生皈依的愿望,进而实现现代环境下宗教的回归.     

从中西文化之争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在我国建设新文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国人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其间有关争论,始终没有中断.经过一百多年的争论与反思,人们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逐渐由"左"、右极端走向理性和客观.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十五大报告中这一崭新的科学论断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化唯物主义:一种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向度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们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化思想基础上,批判性地考察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他们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强调在社会与文化的总体性联结中认识文化的物质生产意义,注重对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社会政治实践意义的探究。在批判经济决定论和庸俗唯物主义基础上开创性地构建了"文化唯物主义"这一崭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向度。     

社区文化评估研究

社会资本特征无一不与特定地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相关联,如果仅从价值观和信念的角度来定义.则可以用"文化特征"一词来替代社会资本的历史与传统内涵.社区社会资本的内涵外化为社区的文化特征,并直接影响着社区自组织对其治理模式的选择;社区文化特征,可以用"内部组合一外部反应"、"稳定控制一灵活适应"这两个成对的价值,划分出四个象限,分别对应社区文化资本的四种特质,即相容性、适应性、一致性和协作性,并分别对应四种社区类型,即自治型社区、合作型社区、控制型社区和引领型社区.社区文化特征是制约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首要因素.     

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再认识

文化作为精神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文化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并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互动的过程中,文化力作为区别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这样一些"硬实力"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并逐渐取代资本成为国际间的核心竞争力.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大力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建构和强化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路是:提升文化凝聚力是其根本路径;增强文化创新力是其关键因素;扩大文化传播力是其前提条件.     

日本语言民族主义剖析——从所谓"纯粹日语"到"言文一致"

日本语言民族主义滥觞于17、18世纪的"国学"研究对所谓"纯粹日语"的追求与制作之中,而"纯粹日语"在后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以"言文一致"的形式得以"实现".其表现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的"日本语"的错觉被制造出来,并至今发挥着影响人们的思维、行为的潜作用;其实质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推行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其结果是对内最大限度地抹平一切差异,对外则是自我东方化和在此基础上的自我绝对化、优越化.可以说,语言民族主义构成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