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三公辨析

西周三公究竟指哪三种职官?从西汉末年开始,即有两种不同看法,代表者就是经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本文认为,今文学派以六卿之中的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是以汉制说周制,不足为取;古文学派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根据是较为可靠的。古文学派称引“古《周礼》说”。“古《周礼》说”同于伪古文《尚书·周官》,伪《尚书·周官》所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十一字,则是真《尚书·周官》篇之逸文。     

谈《说文解字》的声训

声训在《说文解字》中(以下简称《说文》)所占的比例很大。黄侃先生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他着重指明了声训的重要性:“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凡‘也’字上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因此,本文拟结合习见的古文句例和熟语,谈谈声训,特别是《说文》声训的体例问题。     

“落英”别解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白描手法虚构了一个幽美而淳朴的世外桃源，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文章省净，用语自然，是脍灸人口的名篇。故各类文学作品选及中学语文课本等均选录之。但注家对其中“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之“落英”的解释，众说纷经。或曰“始英”，即刚开的花；或日“落花”。碑源》与现行初中语文课本均释“落英”为“落花”。1991年第7期《语文月刊》何子健的《聚讼纷经话“落英”》（下称“何文”）和1992年第10期的《语文月刊》李国麟的《也说“落英…     

袁枚的真性情诗

感情是艺术的生命,诗尤其是抒发感情的艺术。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自称“天性多情句自工”(《读白太傅集三首》之一),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存于抒写特有的真情实感,故云“自把新诗写性情”(《春日杂诗》)。性灵诗是其“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答何水部》)的观点的艺术实践。袁枚当时能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若蚁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诗经》“德音”考辨

《诗经》“德音”考辨刘运兴“德音”一词乃商周习用熟语，于《诗经》中凡１２见：１、《邶风·日月》第三章；“乃加之人兮，德音无良．”传曰：“音，声；良，善也．”笺云：“无善恩意之声语于我也．”２、《邶风·谷风》第一章：“德音莫违，及尔同死。”疏曰：“夫妇...     

段氏注《说文》 重韵不重声

在充分肯定段玉裁韵部研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把《说文》形声字的“某声”单理解成韵，给每个字划归古韵部，却不讲声母，因而在注《说文》时造成许多问题。《说文》“某声”，应包括声和韵两个部分，段氏只说“谐声必同部”，偏而不全，其实谐声亦必同声或声近。以此观点研究《说文》及段注则可疏证许多谬误。     

经史杂考三则

一、“道德”诂义 道德一名,乃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极重要之范畴。而考其初义,则皆与行路有关。《说文》:“道,所行道也。”《荀子·王霸》:“道,行也。”《尔雅释诂》:“道,直也。”综此,道之本义,道路也。引申之,顺路而行亦谓“道”,或称“得道”、“有道”(“有”初义训取,见《经义述闻》)。再引申之,万物生灭所循之抽象规律亦称“道”。故庄子言:“道,理也。”(《缮性》)老子言:“道者,物之所由也。”(并见《庄子·渔父》)韩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释名》:“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德之本字,在甲骨文中从直从行,与今之“循”字形近(容庚说),“示行而视之之意”(闻一多说)。《庄子·大宗师》:“以德为循”,尚存古义。但其后此字之形与义变异甚大。其字本义今存于晚出之“巡”字中(《说文》:巡,视行皃)。而其字形在西周金文中则演变为“德”,战国古文中演变为“惠”,其义亦大变。所最可注意者,是字中增入“心”符,为甲骨文中所不见也。《左传桓公二年》:“在心为德”。     

谈杜甫的《八分小篆歌》

杜甫《八分小篆歌》作于大历初夔州任上。从诗的最后一章“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看，当是应酬索求之作。李潮是杜甫之甥，留作品不多，主要是《唐慧义寺弥勒像碑》及《彭元曜墓志》；在唐代书坛名也不甚显，后来大概由于杜甫为之题咏的关系，方“见称于时”（周越《书苑》）。故朱鹤龄说：“（李）潮书初不见重于当时，独杜诗盛称之。今石刻在……，其笔法亦不绝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引）《八分小篆歌》第一章说：“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李…     

义存乎声新证

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家在研究同源词(即同族词)的语音和语义关系时,提出了“音近义通”的说法,尤其是在清代乾嘉时期,王念孙、段玉裁、郝懿行等人,研究更为精深,阐发更加详明。如王念孙说:“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又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段玉裁也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郝懿行也说道:“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对于他们的贡献,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     

关于白居易若干问题的考辨

<正> 一、白居易的籍贯、生卒年与墓地白居易,字乐天,小字阿谁,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因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傅或白太傅。他的籍贯比较复杂,据他自己为祖父白锽所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因祖先白仲封于太原,“故今为太原人”。《旧唐书》白居易本传,说他的曾祖白温徙于下邽(今渭南),今为下邽人焉。”他祖父死在河南新郑私第,死后由白居易迁葬下邽县北义津乡北原,因此可以说是陕西人。至     

明训诂,审辞气两三则

训诂又叫故、故训、诂训。毛亨给《诗经》作传注,写了《毛诗诂训传》。孔颖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描述)物之形貌以告人也。”讲通俗点:诂是用普通话释古话、地方话,训则更推广到对字、词、句、段、篇的全面探讨。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训诂”当成一个概念、一个词,把“训诂学”等同于“语义学”。是黄侃先生说的“用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学问”。《毛诗诂训传》是专门解释《诗经》的训诂专著。《尔雅》、《说文解字》、《广韵》、《康熙字典》、《辞源》等,是收集群书故训,分类(或依词义、或依语音、或依笔形)编排的训诂词典。 下面谈第一个例,“去”的各种词义。 去:许慎据篆形,解为“人相违也;从大,声”。段玉裁注:“人离,故从大;大人也”。《说文》去部另收“”、“”,均从“去”得义而训“去也”。考近出土甲骨、金石、盟刻,字皆上从“大”,下从“”、“”或另增笔符,没有作的;明许“声”说还值得商订。但许说“去”本义是“人相违”,即“人离去”,这却是验诸古书出例而可信,是历代训诂学家、文字学家公认不疑的定训。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考察报告

本文报告了日前野外考察关于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的发现及其内容，论证了是碑为文成帝平生迭次南巡的全面记载和颂辞，而文成帝的南巡，是道武帝拓跋以来出身北方游牧族的北魏王朝实行民族融合──汉化战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这个视角看，此碑所记载所赞颂的是杰出政治家拓跋浚的重大国务活动和业绩，而远不在于以前历史文献所说他的射箭过山之所谓“御射”──一位皇帝个人的膂力和武功，从而指出《魏书》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是失真的片面的。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的出土，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北魏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为开发文化开发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是碑碑文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仁义关系浅论

《易传·说卦》有这样的话,“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曰阳,立地之道,日柔曰刚,立人之道、日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里,“作易”、“成卦”云云,姑且罢之一边,单就“立人之道,日仁曰义”来说,在以仁为核心的孔孟伦理学说思想中,有那么繁多的德目,何以后世儒家学者,从《礼记》、《易传》到《孟子》,而多把义提出来与仁相应,而且按上述《说卦》的说法,义和仁之间,还有像阴阳、刚柔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呢?     

《毛诗、周南、关雎》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一、绪言《毛诗、周南、关雕》是列入《诗》三百零五篇中的第一篇，也是“周南”和“风”的第一篇。它和“小雅”的第一篇《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文王》和“颂”的第一篇《清庙》，古称“四始”。《诗》的这样编次司马迁曾说是有其特定的涵义的。但这篇诗古今学者对它的认识特别纷歧。有位著名的学者概括地说：“《关雄》是恋爱或婚礼之歌，但它的钦定解释却是后妃之德的礼赞。”并且指出称述“后妃之德”的是“御用文人”。这个见解是有代表性的，可引两例明之。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说：“这是歌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     

段玉裁的古声类观

现在谈起古音学的发展,不能不提到段玉裁。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当时就被“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然而,这仅仅是就他的古韵分部而言。至于段玉裁的古声类观,不是无人提起,就是被人斥为“不憭古声之故”,而“闇于双声”。这都是对他的误解。段玉裁在《答江晋三论韵》书中曾经指出:“古之双声,非今三十六字母之声;古之叠韵,非今二百有六之韵。”可见他对古今声类的不同也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段氏生前并无专书专文论及古声类学,他对古音声类的看法,大都零星散见于《说文解字注》中。本文即是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冀图以此揭示段氏在古声类学上的一二用心。     

《大招》作者是谁?

一、《大招》及其作者问题《大招》作者是谁?这是比《招魂》作者为谁还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王逸《章句》明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意以为这是宋玉为招屈原的生魂而作的。现在我们证明了《招魂》确是屈原为招楚怀王的生魂而作,作在楚怀王入秦被囚的时候,王逸那一说错了。再看他怎样说《大招》的。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已之志也。”这是说,《大招》是屈原为招自己的生魂而作,又引或说为景差作。这是一个疑案,还不明白。从王逸引用了这一或说,一千几百年以来,一般学者又大都以为《大招》是景差为招     

“离骚”就是“劳商”吗?——关于《离骚》的题解

游国恩先生在他所著的《楚辞论文集》里,提出“离骚”就是“劳商”,是楚国故有的歌曲名。近年出版的《离骚纂义》又进一步阐明这一看法。他说:“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辩》之类。则《离骚》或亦楚人固有乐曲,如郢中之有《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后世乐府之有《齐讴》《吴趋》之类。作《大招》者去屈子之世渐远,声音渐变,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亦即楚之古曲,故以为别一曲名,其实一也。     

丘迟《与陈伯之书》注释商榷

1.“无恙”。课本注为“祝愿语。无疾病”。笔者认为不尽准确。《说文解宇》注:“羔,忧也。从心羊声,余亮切。”《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注:“恙,忧。无恙,平安无事。《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咸知家门无恙’”。是故,“恙”注“忧”为妥;无恙,问候语。就是无忧愁,平安无事的意思。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