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及其反思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首倡者。在中西文化冲撞与融会的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是其起点,而他对史学"科学化"的反思,正是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万仲文与外交史理论探索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外交通史出现了由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可贵探索,万仲文就是其中代表者之一。他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从“外交本体”的角度确证了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并以经济史观为指导,阐明了国际政治史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史的概念范畴和研究任务,力图构建整体、世界的和纯客观的外交史学方法论,并据此对过去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化再认识,为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科学化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转换视角,深入挖掘史学民族精神的创新之作--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评介

陈其泰教授的新著《史学与民族精神》具有转换视角 ,创辟了“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新途径 ;深入挖掘史学中体现的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 ;对中国史学演进规律提出新看法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 ;以及采用个案研究与总体认识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法 ,创立史书编撰的新体例等特点 ,是在新形势下研究史学的创新之作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产生的改革思潮与风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为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而积极研究西方各国历史。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变法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抨击封建史学,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观初步形成。资产阶级史学虽呈现一时的兴旺,但其本身的局限性无法促进史学的繁荣。“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使史学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鲁滨逊《新史学》的史学思想杂谈

鲁滨逊的《新史学》是近代西方新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代表著作。从实用主义和对传统史学的沿革两个角度,分析其实用主义思想来源;对传统史学沿革的研究过程中注意到对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沿袭,及其对史学科学化问题的全新解释,以期进一步认清其在史学变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述论

中国近代史学以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即资产阶级史学为正统。它主导史学领域期间,中国史学有很大发展。近代“新史学”史家们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方法,其中有新意且成型的如：比较研究法、归纳研究法、历史统计研究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法、诗文证史研究法、碑志证史研究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历史演进”考辨法、史书章节编纂法、借助“引得”寻检史料方法等。中国近代史学方法,具有历史进步性,也带有时代局限性;在我国史学方法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起过承上启下、承外启中的历史作用     

梁启超与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拓荒者。梁启超一生史学著作等身,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史学诸多领域均颇有建树,其中社会生活史研究即为其中之一。他高度关注社会生活史研究．将其视为“国民史”研究之核心;在研究范围上他主张以人类社会全体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他主张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作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点,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多学科参与,并注重微观与宏观的相结合。梁启超开创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天地,使其从传统史学中的“下里巴人”变成了现代史学中的“阳春白雪”。其关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很多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现在依然有借鉴价值。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五四”运动与史学革命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在我国思想界、文学界……等方面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同时也在史学界发生了有史以来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史学界的这次伟大革命,就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许多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的现状。这种景况不仅使史学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羁绊,而且使史学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我国史学研究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是史学的一次伟大革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新史学》第54页)然而两千余年中国之封建史学,实质上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梁启超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对于二千余年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系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的三大突破——以彭南生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彭南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主要贡献在于三大突破：一是整体、宏观基础上的“中间经济”研究;二是“半工业化”理论的原创探索;三是区域、行业视角下的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同时,通过对彭南生学术历程的探讨,可以窥视出整个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的创新趋向及突破所在。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读《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读《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温乐群“史学危机”的话题，已经议论许多年了。现在大概不是在喊“狼来了”，而是“狼已经来了”。“史学危机”所引发的史学界的困惑，恐怕不仅仅是人们对史学“市场”萎缩的感Ｐ胃，而是某些史学工作者对现实关怀的减弱和迷失。历史学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