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实证主义陷阱——与曾永寿同志商讨

曾永寿同志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发表《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曾文”),与拙文《量子力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讨意见。读过曾文之后,感到在关于“哲学实证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拙文在“哲学实证化是可能的吗?”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是     

“主体性原则”能成立吗?——与陈志良同志商榷

在主体、客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主体性原则”的问题。先是说,认识论的研究必须遵循和贯彻主体性原则;尔后,又把它扩展为整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到现在为止,主张这一原则中的大多数同志,并未给这一原则以明确的含义。陈志良同志的意见则比较明确。他在《哲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1988年第3期上的《释主体性原则》(下面引用时简称《释》文);另一篇是1991年第2期上的《再释主体性原则》(下面简称《再释》)。这两篇文章对主体性原则的含义、特点和重要性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他的观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来商榷,并向哲学界同仁请教。     

不能在误解中消融客观性原则——再与李惠斌同志商榷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展开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避开的一个“操作面”,并已初获成果,值得高兴。问题是,在一些论者那里,“主体性原则”被解释成一种否定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的东西。李惠斌同志《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一文(《光明日报》1989年7月17日),便是典型的一例。它征引了七段马克思的话,三段葛兰西的话,论述自己的“实践本体论”。这种征引,以及作者对它们的发挥,把马克思和葛兰西均刻划成避开唯物和唯心基本分野的“实践本体论”者,这显系误解。本文将逐一分析李文对这十段话的误解,与作者商榷。     

七对概念辨析

1992年8月28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北京市哲学学会与《人文杂志》编辑部发起,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了主体性问题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哲学动态》编辑部、北京市哲学学会、《人文杂志》编辑部、《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等单位的学者及部分哲学专业博士生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主体性、主体性原则问题展开了讨论。持有不同见解的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使主体性、主体性原则的讨论深入了一步。现将这次研讨会上的主要论文、发言及讨论综述集中发表出来,欢迎读者就此进一步展开争鸣。     

“主体性原则”说的两条理由辨析

把主体性提升为一个哲学原则,这本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理论工作,理应给出充分的哲学论证。可是,在我国近些年来的出版物中,特别是在报刊上,“主体性原则”的字样虽然经常出现,张扬这一原则之奇功伟义的文字也不少见,但对这一原则何以能够成立的理由却鲜见有人作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里仅就朱德生的《从主体性说起》     

积淀与中介

中国哲学界在八十年代初,也开始了一场“哥白尼式”的转变,哲学家的视野逐渐地从客体转向主体。引起这一转变的客观动因是历史的转折和时代的需要,而在理论上充当这一转折的先导和推力的,则是李泽厚。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和《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一文,就是这一转变的关节点。主体性热、实践唯物主义热、皮亚杰热、文化热,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这一转变的扩展和深化。李泽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转折的标志,是因为他提出了“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中国哲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数十年来,国内哲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但对人自身却不关心,所以,“主体性论纲”一出,便震动了整个哲学界。     

“主体性原则”质疑

1992年8月28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市哲学学会、《文杂志》编辑部发起,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主体性问题座谈会,重点讨论了主体性原则问题。北京和西安的学者3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本刊将于1993年第1期较集中地刊登这次会议的发言及综述。本期先发表杨适教授的发言,同时发表马志政教授的文章。欢迎读者就主体性原则问题开展争鸣。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能人本主义化——答丛大川同志

我曾经撰写过《评“超越哲学”》一文,用以同主张走“第三条哲学路线”,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说成是“对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的超越”的观点,进行商榷。随即,丛大川同志著文为这种观点辩护,说这种观点体现了“新世界观的本性”,说我“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本性”(上述两文分别载《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和第4期;后引丛文不注)。在我看来,丛大川同志所说的“新世界观的本性”,是人本主义的。对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本主义化的见解,我实在不敢苟同。     

社会主义法制的平等原则不能割裂——对李光灿同志《论法律面前平等》一文的质疑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全面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法制各个方面的原则。但有的同志认为,这一原则只能是适用法律上平等,而法律上的规定(内容)不能平等,从而提出“立法上阶级不平等”和“司法上阶级平等”两个“原则”。目前,系统地表述这一见解的有李光灿同志的《论法律面前平等》一文(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4期,以下简称李文)。我对李文的立论有若干疑问,现在提出来商榷。     

为什么要把世界划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五年第二期《论信息的哲学本性》(以下简称《信息》,作者刘长林)一文认为,“决不能把整个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这样两方面,”如果说“任何事物或是精神或是物质,”“其实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错误引伸,不能成立”。“因为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本质上是属性与产生属性的实体的对立,是谁决定谁、谁产生谁的问题。”那么,世界该怎么划分呢?《信息》给出了这样一种划分:“一部分是原型的物质世界,一部分是作为其反映的信息世界。”     

应用哲学究竟是什么?

广州的《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报道了姜建强同志的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我即撰写了《“应用哲学”即“无哲学”吗?》一文与其商榷,发表在该刊1990年第1期上。拙文发表后,该刊在1990年第4期刊发了吴忠同志《“应用哲学”是哲学吗?》与我商榷。这两篇文章均在1991午《哲学年鉴》列目。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3年我才有幸拜读此文。当     

关于物质论与实践论的统一——与陆剑杰同志商榷

《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发表了陆剑杰同志的《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论与实践论的关系》(以下简称陆文).陆文纵观了在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讨论中的意见分歧,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和实践论及其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何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核心的问题上发生对立,而形成一系列对立的哲学理解的."我认为,陆文抓住了在这一讨论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对立的哲学理解的实质,但对于陆文所提出的物质论和实践论的对立,"只是在何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中心的意义上才能成立,超出这个范围,便立即显现出二者的统一性",以及陆文从"导论与本论的统一"、"属性论和实体、关系论的统一"和"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统一"三个方面对统一性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再谈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答董新民同志

一九八○年三月六日,董新民同志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略论哲学基本问题》(以下简称《略论》)一文,对我们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的《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们反复研究了董文的全部观点,感到他的基本看法,仍然是不能同意的。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得以深入进行,我们再作此文,以继续就教于董新民同志     

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之不能成立

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时,大多这样说: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在认识论部分,常常出现三个标题,要求划清三条界限:一、“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三、能动的反映论和机械的反映论的原则区别。近年来,“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这一命题,辗转相传,似乎已成中国哲学界的定论,而且还被当作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标准答案。其实,这种说法是大可怀疑、很成问题的。     

应该承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与秦淮沙同志商榷

《晋阳学刊》1985年第二期发表了秦淮沙同志的《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之不能成立》一文(以下简称秦文),看后受到一定的启发,但我认为根本否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是不妥的,现谈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秦淮沙同志。一,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论述秦文在“立论的根据何在?”这部分中写道:“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究竟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能不能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提供论据?”我认为问题提得好,抓住了关键所在。秦文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阐明的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其含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说的是思想对世界的认识”;“第二,说的是思想对世界的改造”。因此,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说成只是世界“可     

论孔子的正名思想

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正式提出正名是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是年孔子自楚返卫,子路向他提出“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卫君即卫出公辄,当时他正与其父蒯聩为争夺卫国政权而兵戎相见。孔子的正名即针对这一事件而发。但正如谢良佐所说:“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论语集注》卷七)谢良佐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是针对卫国特殊国情而提出的政治措施,而且是一般政治原则,这是正确的。我们即把正名作为孔子提出的一般政治原则加以探讨。     

不能用“使用价值”来论证和定义“价值”——读《也谈价值的哲学本质》有感

郑庆林同志在《也谈价值的哲学本质》(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以下简称郑文)一文中,对王玉樑同志的《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7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提出商榷,批评其将“价值的最一般的本质”规定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张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或“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来定义“价值”。虽然我们也象郑庆林同志一样,不赞成把“价值”理解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但拜读了郑文之后,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它对于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的理解、定义及其论证,明显地缺乏合理性而难以让人信服。考虑到这种不合理的论证和定义方式在国内价值论研究中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以郑文为例提出几点商榷意见,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关于方法学的一些初步设想

<正> 一、方法学的对象凡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否则,这门科学就不能成立。方法学当然也不能例外。方法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方法的科学。所以,简单地讲方法学的对象就是方法。什么是方法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三卷(1964年)上这样写道:“根据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从实践和理论上掌握现实的形式;改造的、实践的活动或认识的、理论的活动的调节原则的体系。”民主德国《哲学和自然科学词典》(柏林,1978年)上写道:“人的一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调节原则所组成的体系;达到业已精     

“壮西”、“壮欢”能不能比较?

黄英振同志的《“壮西》的艺术特点》一文(见《学术论坛》1982年第五期),是针对我的《壮族民歌种种》(见《民间文学》1980年9月号)而发的议论。他认为拙文对“壮西”与“壮欢”这两种壮族民歌的艺术风格所作的比较,“是非常片面的”。在这里,我有必要作如下说明: 其一,我的拙文,只是将各地区的壮族民歌,按其形式体裁,归类成“壮欢”、“壮西”、     

不许用政治讨伐代替学术争论

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我国哲学战线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政治问题又往往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用政治上的讨伐、围剿,来代替学术上的争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个“理论权威”、文革顾问授意“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炮制的《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一文,(载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通篇混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譬如,从1955年底至1962年间开展的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