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学即取得独尊地位。其实,这只是儒家由衰特盛的一个转捩点,儒家的真正的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二帝时期。元帝和成帝不仅十分推崇儒教,而且他们自身也是儒教的躬行者。这个时期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建设,重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刘向领导的文献整理活动,是自孔子以来最重大的文化工程。《别录》、《七略》不仅是文献学上的巨著,也是思想史上一面旗帜。后来,班固承《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汉志》不仅保存了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也反应了儒学地位的崇高,是儒学独尊的标志。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汉代对于古史系统的整理

汉代古史系统观念的形成历程说明：先秦时期,基本形成了以低造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整理古史的态度．如何调和二者之间的分歧,建立统一的古史观念,是汉代史学的重要课题．汉代历史理论有三统与五行等种种形式,最后以刘向、刘歆五行相生说使原有分歧达到了统一,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史系列．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从西汉文献类型看《史记》体例之来源

司马迁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书写模式。但如果溯流探源,则《史记》的各种体例都不同程度具有早期渊源,司马迁是在早期文献的基础之上,赋予旧有文献形态全新的形式和功能。《汉书·艺文志》和出土简帛文献为理解战国秦汉之际文献的类别和形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探究《史记》本纪、世家、传、表、志各体文本组织形式、文本功能及其与早期文献之间的关联,可为理解《史记》的史学范式及司马迁的史学创造提供新的角度。     

从《汉书·五行志》看刘歆的灾异观

从《汉书·五行志》所保存的资料看,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董仲舒、刘向等人不同。刘歆常引《左传》解说灾异,常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君,同时表现出重科学的倾向。刘歆喜好并精通《左传》,依附并感恩于外戚王莽,以及其执著于学术的性情等,使得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众不同。     

《七略》的经学思想

《七略》是西汉宗室刘向与其子兼助手刘歆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目录学著作。范文澜先生曾将《七略》和伟大的《史记》并举为史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不同的是,前人对《七略》的研究大多限于目录学领域,而对其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则所涉甚少。事实上,作为中国目录学史的奠基之作,《七略》无疑包含着极深厚的思想内涵;并且,因为《七略》在目录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思想精神也有可能(并且已经)在中国古代“依刘向故事”一以贯之的目录学体系中固定下来,并波及深远。众所周知,汉代是经学的时代。强烈的宗经意识正是《七略》思想的主导特点之一。     

顾观光的《别录》、《七略》辑本

《别录》和《七略》作为总结西汉官方校书的姊妹篇,在中国书籍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由于历史的变迁,这两部书大约在唐末五代之际便散佚湮泯了。有清以来,一些学者进行搜集佚文的工作,出现若干值得重视的辑本。顾观光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即为其中之一。关于顾氏辑本,现代治目录学者多有称说。程会昌《目录学丛考·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     

试论《诗经》的史学价值和意义

在史学萌芽时代 ,当各种历史记载还不完备的时候 ,作为史诗的《诗经》以其独特的创作形式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 ,而且也可以同其他形式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成为当时历史记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成为研究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的重要文献 ,尤其是其中的《雅》、《颂》部分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更应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看刘向父子的诸子思想

刘向父子是西汉著名的通儒、文献目录学家,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汉书.楚元王传》曰:"上(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死后,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产生了我国最早的     

论传统书目提要的建构与特征

传统书目提要是目录学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现代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加强的一项工作。本文准备从历史和形态两个方面研究其建构,并阐述书目提要作为目录学著作的几个典型特征,力求对今人从事古籍整理编纂书目提要有所帮助。一、传统书目提要的历史建构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很丰富,目录学著作形式多种多样。在众多的目录学著作中,虽然书目提要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在历代目录学家的一致努力下,书目提要一直是目录学的主体。（一）书目提要创始于汉刘氏父子。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文献典籍,撰写《七略》和《别录》。这两部书早亡于唐末五代之乱,现…     

朴趾源《热河日记》初探

朴趾源是18世纪朝鲜实学派的杰出代表,倡导"利用厚生"学说,主张北学中国。1780年,他随朝鲜使团访华,所撰访华游记——《热河日记》,兼具史学文献价值、文学鉴赏价值、政治经济实用价值,不仅是朝鲜实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对研究中朝关系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学、史识与史观—— 读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

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是《史通》注释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注解,其学术贡献体现在史学、史识、史观三个层面。第一,对《史通》文字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校定,对《史通》文本作了周备详审的注释,重新建立起《史通》研究的文献地基;第二,清晰阐发了《史通》的史学内涵,并从体系性的视角出发诠释具体文句,使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真正在史学理论层面得到解读;第三,《史通笺注》含蕴着张振珮先生本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观念,历史地求真,对于今日的文史研究而言仍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王称和他的《东都事略》——献给先师90诞辰

本文对王称和他的著作《东都事略》进行了研究,指出《东都事略》确为王称所撰,有三大值得称赞的特点;其史料价值很高,是有特色的史籍。作者还对王称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分析宋代及其后对王称及其书的评价,认为应充分肯定王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简论《尚书》性质定位

在历史中,对《尚书》性质定位的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尚书》道事,一种认为《尚书》记言。前者发端于《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盛行于先秦与西汉;另外一种起源于《礼记·玉藻》,经过刘歆、郑玄等人的创造发展出了“言为《尚书》”的说法,盛行其后。“言为《尚书》”说法影响深远但又存在缺陷,因而在历史中引发了跨世纪的辩论,如清儒对唐人刘知几的驳斥、当代学者金景芳对汉学刘歆的批评。经过辨析,“言为《尚书》”实为方便说法,“道事”系列说法更符合《尚书》本质内容的定位。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班固史学观念的转变与《汉书》体例

断代史形式的确立既意味着班固思想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转型。《汉书》创立全新的官方史学范式。一方面它开创了记载单一王朝兴亡的断代史形式。既突出王朝的正统性,又便于保存官方政治文献。另一方面《汉书》改造了《史记》的叙述模式,削弱叙事性和个人色彩,创造出切合官僚制度运作方式的历史书写形式。这样,纪传体史书最终成为来源于王朝政治记录又服务于王朝政治运作的史学形式。班固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汉书》的体例体现出东汉初期政治局势以及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