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CEO变更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CEO变更过程中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问题已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将政治关联纳入CEO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框架中,以沪深两市2007—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CEO变量与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当CEO发生变更时,在变更当年,CEO往往会向下进行盈余调整;相对于非政治关联的CEO,具有政治关联的CEO往往在该期的盈余管理调整程度显著更大,而且当区分了政治关联类型时,即区分为政府官员型政治关联与代表委员型政治关联时,其表现出对CEO变更与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具有"不对称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它严重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与相关各方的利益。国外学者在对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中指出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选取2007-2010年深圳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这些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相关性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盈余管理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此,应对上市公司从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及健全上市公司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入手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实现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确保投资者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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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另类实控人"的形色江湖《董事会》2016年夏的一场万科乱战,似乎仍没有接近尾声,这场纷争最根本和核心的指向,是对万科公司的控制权。公开的资料显示,万科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无论是原大股东华润还是新大股东宝能,持股都没有达到实际控制人的要求;而万科管理层不是控股股东,不是大股东,也不间接通过股权控制公司,也没有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控制公司。那么,万科管理层到底是否由于在公司治理的工作优势中,而对公司行使控制权,成为"内部人控制"型的另类实际控制人呢?若是,其控制权的取得是否合法?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的实证发现

我国证券市场上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检验.笔者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本文主要围绕盈余管理动机的实证研究,盈余管理的程度及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对准则制订者的启示展开阐述.     

论控制权市场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决定着上市公司的质量.会计盈余是联结所有会计要素的桥梁,会计盈余质量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核心.度量会计盈余质量的指标主要包括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异常应计利润、超额经营外收入和超额期间费用.在公司控制权市场中,盈余管理反映了控制权转移这一特殊背景下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在控制权转移之前逐年下降,而当控制权转移发生之后,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有着明显的改善,这种现象在国有股处于控股地位的公司尤为显著.完善、规范控制权市场是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途径.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与防治

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产生影响,分析盈余管理产生的动机在于寻找出有效的方法防止盈余管理的发生,使得证券市场真正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场所.     

基于系统模糊优选模型的黑龙江省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

新会计准则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决策有用论的基础上,从会计学的角度解释盈余及盈余管理,并设计新的基于资产负债表为主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黑龙江省的上市公司2005-2007年度的财务数据为样本,通过运用系统模糊优选模型,对黑龙江省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量化评价.黑龙江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体系状况较差,在专业盈余的盈利性、成长性和结构和谐性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迫切需要对企业盈余状况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与提升.     

我国风险投资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融资活动,需要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进行调整和规范。但是,由于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目前基本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而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已经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性影响。如我国现行《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的相关规定,均没有考虑风险投资行业的特点。因此,应当在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的同时,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建立起一套规范和扶持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债务重组与盈余管理行为的案例研究:以ST金泰为例

债务重组是我国企业解决债务纠纷的重要手段,既有公司利用债务重组扭亏为盈而获得重生,也有公司利用债务重组谋取巨额利益。本文以ST金泰为例研究债务重组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在实施债务重组后相关财务指标大部分没有改善,只有营运能力指标有所改善但也不能维持。企业应当注重提高自己的生产运营能力,靠债务重组来盈余管理并非长久之计。     

美国风险投资优先股制度的中国运用

美国风险投资优先股创新起源于传统的投融资双方股权安排的制度不均衡。通过对《美国风险投资示范合同》梳理可以发现,风险投资优先股权涵括了固有权能、相机抉择权和创业企业特别控制权。在长时间内,我国风险投资优先股是在红筹交易架构中实现,但是伴随＂10号文＂出台,红筹上市之路受阻,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施该机制遇到多重障碍。随着风险投资产业本土化格局渐成,市场主体对优先股制度需求日益加强,现行法律下的权宜性安排又造成制度成本陡然上升。在此情况下,唯有汲取美国经验,改善境内相关公司法律环境。     

风险投资运行机制与风险投资理论研究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融资、投资、风险管理和退出四个阶段。在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市场条件尚不完善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风险投资要慎重选择,否则,由风险投资引致的泡沫经济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契约理论和价值评估理论在风险投资研究中的运用,是其理论研究和发展的方向。     

论风险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

中国风险投资失败率高最根本的原因 ,是由于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不规范 ,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结合国外成熟风险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 ,具体分析企业治理结构中的风险控制和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其结论是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更大的问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上 ,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     

培育风险投资主体和扩大风险投资基金研究

培育中国风险投资主体,是关系我国发展风险投资成败的关键。要按照培育风险投资主体的原则,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引导私人和大公司进行风险投资。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公司,鼓励外商进入中国风险投资业,为风险投资主体设计全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造就一个活跃繁荣的风险投资市场。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盈余平滑与供应链管理视角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盈余平滑信息机制，通过对2008-2020年A股国有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和高管参与治理能够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并促进企业信息属性的盈余平滑。立足盈余信息的有效契约观，进一步分析发现，盈余平滑信息机制通过降低供应链集中度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应强化创新引领作用，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重视高质量财务信息披露对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创新质量提升的助推作用。     

股份合作制 殡仪馆的新出路

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能否建起火化殡仪馆?殡仪馆建起后民政部门如何对其进行规范管理?石城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石城县是个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小县,新建殡仪馆遇到的首道难题就是资金从何而来。“巧媳妇”能否做“无米之炊”?龙南县招商引资兴建殡仪馆的经     

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风险投资在投资主体、投资客体以及在投资机制方面具有投资素质多元化特征。风险公司主要采取合伙制,投资主要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投入时间一般集中在风险企业的成长阶段。对我国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启发是: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导向作用,建立法律支持系统,提高完善风险投资运营机制、完善融资体制等。     

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

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消费行为的能力又有什么联系?这能够在“现代认同”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而在乎能否回应自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自我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信息租、股东权利与责任分配

股东投票成本的非均匀分布和集体决策上的多数票规则 ,激励了中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 ,从而使大股东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获取了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巨大信息租。本文研究表明 ,信息租的存在 ,从根本上破坏了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股票分配原则 ,导致公司股东在权利和责任上的不对称分布。文章的分析将对中国的公司治理及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价值。     

我国风险投资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风险投资处在初级阶段,取得高赢利的风险企业比例很小,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的部分风险投资机构存在"重投资而轻管理"的思想,监控机制不完善。     

论代理问题与公司治理安排

本文在综述前人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司代理问题和世界上现有的三种主要公司治理安排。我们认为任何有效的公司治理安排必须考虑一、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二、构成公司治理的权力基础；三、股东的法律保护和大股东(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