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的文化叙事： 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与民族志书写

聚焦于当下城市文化及社群性艺术事项的人类学研究,是针对"自者中的他者"所进行的"反身性"文化叙事。在此,"艺术田野"不仅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用于解读城市中"大传统"与"小传统","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知识形态"与"时代症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更在方法论的层面为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学科观念,使其在面对艺术活动时,为活态而流动的感性符号留出诗性的阐释空间。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民族志制作,则既包含着一种入场经历的"诗学视域"也关涉着离场反思的"诗学书写",并形成了从"审美事实"到"交互阐释"而至"意义文本"的艺术民族志写作范式。     

新时期以来彝族长篇小说民族志书写研究——以冯良《西南边》为例

新时期以来彝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趋势,冯良《西南边》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彝族作家冯良有与生俱来的民族志书写优势,其作品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长篇小说《西南边》作为其民族志书写的集中体现,描述了彝地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对文化的阐释是作家探索民族发展和心理历程的重要渠道,在《西南边》中,作者通过对奴隶制、“毕摩”文化和民俗的阐释表达和探索了从民族改革到改革开放时期彝族的发展史及彝族人们的心路历程,同时,作者也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重论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发展史。在书写方法上,《心灵史》以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将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相结合,并以历史想象描叙历史情境。《心灵史》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它沟通了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形成了一种复合型文本。     

关于乡村传播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一些思考——以一个土家村落的田野工作经验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之路,考察中国乡村传播现象,除了定量研究方法外,质的研究方法必不可少。国内外学者近年来不断运用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传播学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在民族志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与认识论上,目前还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结合研究个案,对“民族志”引入乡村传播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讨论。     

伦理之“善”与叙事之“美”——《水浒传》评点的叙事理论解读

本论文从评点家对《水浒》叙事意图的争论入手,论述了评点家自身的伦理道德指向以及小说暗含的伦理道德之＂善＂向艺术之＂美＂转化的条件和途径,重点分析了金圣叹的＂忠恕＂、＂格物＂观念的新内涵。同时,也试图分析评点中蕴含的感悟式、直觉式、心理性的美学因子。     

彝族民间叙事长诗比较研究 ——以贵州《乌鲁诺纪》和凉山《阿依阿芝》为例

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阿依阿芝》与贵州西北彝族地区的《乌鲁诺纪》都为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两者都主要用于婚嫁场合 中演唱。目前学界对《阿依阿芝》有所研究,但没有涉足《乌鲁诺纪》及两诗比较研究。以文献研究法及口头程式理论分别从三 个不同层面,即女主角身份背景、主题思想和程式对这两部叙事长诗对比研究切入,发现这两首彝族民间叙事长诗虽然来自不 同的地域,但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性和明显的差异性。     

西南之“外”：文明与生活的民族志——本栏目序

2004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作题为"所谓‘天下’,所谓‘世界观’"的讲座,提出"三圈说"[1](P.137-138),其后,又发表了《"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等文章,重申其关于"三圈"的主张。[2]所谓"三圈说"是基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而提出的,它将中国人的"世界"划分为     

《伊利亚特》叙事中的“重复”——由一个阻碍叙事欣赏的问题而引发的思考

辩证理解"重复"在<伊利亚特>叙事中的作用,可有效消除该作的繁复叙事阻碍叙事欣赏这一困惑."重复"叙事是构成其繁复叙事的重要原因,"重复"是被其繁复叙事遮蔽了的一种叙事机制,是有利于增进其叙事效果而采用的一种看似单一却实质上威力强大的叙事手法.     

“跨国夫妻”的文化认同研究——基于叙事访谈的个案分析

文化认同作为个体对所属文化群体的归属感,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文化认同程度的强弱直接反映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从而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在一桩极具代表性的中德跨国婚姻中,来自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夫妻双方的文化认同存在诸多差异。通过对其叙事访谈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后发现,夫妻双方对本族文化的认同以及跨文化认同都存在明显的强弱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性却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婚姻的稳定发展。     

叙事的节制、节奏与诗意之美——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中的叙事时间浅析

以叙事时间为视角,从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中叙事错时、叙事的省略和节制、叙事节奏的缓急与叙述速度的快慢以及造成这种效果的方法等方面,探析了这篇小说具有诗意之美的原因。     

文学叙事与文化建构的冲突——以《无名书》中印蒂形象为例

出于文化建构的目的,作为小说的《无名书》不惜牺牲了文学本身的叙事效果,作品主人公印蒂形象也显得复杂难解。从象征维度来解读这部作品,一方面可以清晰看到文学叙事和理念建构冲突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品潜隐的时代意义。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文化互动中的身份建构——以三部蒙古族影片为考察对象

新世纪以来,由本族导演创作的蒙古族影片愈发彰显出强烈的族群身份意识,既有对本族文化的深切认同,也有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无奈、苦痛与惆怅。蒙古族导演的身份意识也显示出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既来自于渗透、移植、杂糅、互补的文化互动,又受制于导演生活和经历的多元背景。个体差异的凸显,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命力所在。蒙古族内部的多元影像叙事,正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趋向成熟的重要表现。     

身份的建构——对贵州白族身份认同的研究

贵州白族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被认同为白族的,其族源历史复杂曲折,在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民族学、心理学的层面对认同过程中以及认同后的贵州白族的民族身份的建构进行探索性的剖析和研究,以加深我们对贵州白族的了解。     

从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论清浊流之争的教训

严复与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上的分歧,正是清浊流的重要分界点。尽管严复从事的是洋务浊职,但是他的外交理念却倾向于沈葆桢、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人物。即便如此,在如何建立对外强权政府的途径选择上,他与张之洞等清流也不完全一致。严复认为,只有变法以修明内政,使国民拥有自由的民权,才能造就对外自主的强权政府。从清浊流之争的教训可见严复独树一帜的思想,这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不无借鉴作用。     

抗击时流，守护经学——陈鼎忠的经学研究与《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

陈鼎忠是现代湖湘著名学者。他在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坚持经学研究,甚至抗击时流,在《六艺后论》中批评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图谋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陈鼎忠等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值得后人珍视。     

在比较的视域中看刘熙载的制艺理论与实践

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也是八股文的写作高手。刘熙载所著《艺概》一书由六部分组成,其中《经义概》专门研究制艺即八股文的写作艺术,理论概括性很强。刘熙载《制义书存》是其早年八股文写作实践的记录,我们可以据以深入地了解刘熙载八股文的写作水准。虽然科举制度是一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官吏选拔制度,但是其中的合理因素有益于我们今日所推行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八股文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文类,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所有体裁,因而八股文对于我们今日研究写作艺术仍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英国历史上的类似事物为制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金代状元刘撝娶转运使雷思之女献疑

刘撝和雷思都是浑源人,是金代著名的刘、雷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刘撝娶雷思之＂女＂为妻后,使得两家关系更为密切。但笔者在研究了刘、雷两家的族谱后发现,刘撝和雷思的年龄差距较大,结合他们自己及后代中进士的时间及生卒年推算,认为刘撝不可能娶雷思之女为妻,而很可能娶的是雷思之姑或姊。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