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苏轼与"词风转变"

苏轼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词人的疏隽之风,用"以诗为词"的方法对当时词坛香艳俚俗之风进行反拨.苏轼有意扩大词的题材,弱化词的音乐性,改变词的语言特色,并将诗中才有的小序引入词中.这些在客观上抬尊了词体,打开了宋词创作的新局面,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南宋与金元词人.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一点灵犀必暗通——试论李商隐诗对苏轼词的影响

风格多样的苏轼词受到了李商隐诗的广泛影响。苏词中有32处涉及李商隐诗,其中,在集句词中直接引用的有6处,其余则均为变化、揉合李诗入词的情况。对李商隐诗多方面优长的有意吸收,使得苏词意境、内涵等显得更为丰富。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苏轼的以戏为诗

苏轼别开生面,以戏为诗,探寻文学创作的新路径。俳优人格的浸染,苏轼张扬了清远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苏轼的以戏为诗观,不仅表现为文类技法上的融通化合,也是宋人诗学继承脉络中孜孜创新的一种突出表征,它体现了宋型文学自出机杼的开放特质。     

试论苏辛的"以词还词"

苏轼、辛弃疾一向作为豪放词派的代表作家 ,其豪放词却并非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一味豪放 ,而是“以词还词” ,具有一定的婉约因素在内 ,这表明苏、辛二人也具有一定的词体本位意识。本文以苏、辛的英雄词、农村词、咏物词为例 ,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以诗为词”研究述评与展望

“以诗为词”为宋代文学、文体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考究,近四十年以来学界“以诗为词”研究,主要采用了作家个案、文学关联、文体关系三种方法。“以诗为词”的个案研究旨在从某一词作中寻找不同于传统词的个性和同于诗的共性,围绕着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功能展开,探讨作家“以诗为词”的特征。“以诗为词”的文学关联研究,将“以诗为词”置入关联性语境或环境中,挖掘“以诗为词”的文学深度、文化内涵、哲学意蕴。“以诗为词”的文体关系研究,基于文体整体发展及互动关系视角,在诗、词两种文体的同异比较和生成变化中,探究诗、词文体的文体特性及动力机制。综合作家个案研究之精细、文学关联研究之兼顾内外因、文体关系研究之擅整体动态把握,向文体关系史进军,是“以诗为词”研究的新趋向。     

词:一体两面--从宋人对东坡词的批评与东坡词论考察宋代的词体观

词的文体特性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 ,难以形成定论 ,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 ,是因为宋人对于词体的看法就有两重性。这种两面性 ,最先是由苏轼词体观的两面性所引发。宋代词论中这一具有原生色彩的矛盾 ,一直贯穿到后代的词论中。词论的两面性 ,自然影响了词史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而词史格局的多样性 ,反过来又支持了词体观念矛盾性的发展。     

几首苏东坡词编年考

对苏东坡词<浣溪沙>三首、<临江仙>一首、<双荷叶>一首、<减字木兰花>一首的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     

论词与曲作为格律诗的辅助诗体的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汉诗自唐代后经久不衰的主流诗体,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其他汉诗诗体没有的优点,也是因为词和曲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加速了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从唐代开始,汉诗便形成了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宋、元、明、清是齐言体的律诗与长短句的词并驾齐驱的时代,也是格律严谨的格律诗与格律松散的曲并存的时代。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高度严肃性"。     

东坡词自度曲考述

本文意在考定一个长期为人忽略的事实 :以不尽协律而为人说短论长的东坡词 ,原来却有自度曲。种种材料表明 ,苏轼对音律的掌握具有较高的程度。东坡词有 5调 ,可确定为自度曲。由此对苏轼重新加以审视 :他是一个知音识曲的词家 ;知音识曲是其词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苏轼作词不拘守音律 ,“是不为也 ,非不能也”。     

略论晚清民国词选中唐宋“名家词”的形成

晚清民国时期的唐宋词选本中,"名家词选"的编纂体例较为盛行,选者各矜手眼,注重于凸显各自不同的词学主张和现念,故而名家词地位的高下成为选者甚至词坛风尚的反映.经过历代词选的遴选和积淀,在晚清民国时期,唐宋词逐步完成了接受史意义上的经典化过程.     

苏轼"诗中有画"论的创作实践举隅

本文认为,苏轼不仅看出了王维诗中有画,而且他自己的诗也是这一诗歌理论的实践者,他的诗中画不是油画性质,而是文人山水写意画性质。本文从实地考察得知:他的诗中画既包括风景的,也包括风俗的,并且分别具“奇”和“淳”的特质。本文还对这两种画的两种特质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作了较深入的阐释。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宋词学批评中雅与俗的思考

梳理宋代词学批评中“雅与俗”问题可以看出 ,所谓“雅”实质上是士大夫文人社会思想意识的反映 ,是他们价值观念的体现。南渡前主要体现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意识 ,是思想意识层面上对日益兴盛的市民文化的对抗。南渡后还进一步涉及到词的功用问题。而艺术风格层面上的“雅俗”问题则一直贯穿两宋词学批评     

山谷诗二史注的诗学研究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引典、释意、诗学研究、校勘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二史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包括典故的活用、反用、借用、兼用、摘要以及句式的模仿等。二史注特别重视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诗的创作背景,总结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二史注还常常以"心解"的方法揣摩黄庭坚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在此基础上,史容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成就与价值,认为其风格高古,不容弃去,并总结了黄庭坚诗有为而作的命意特点。此外,史容注还对任渊《内集注》有所补正,并从事了校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