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州铜柱铭文中“间隙”考辨

溪州铜柱铭文不仅是溪州之战的历史见证,而且是研究古代湘西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史料。由于过去的研究多局限于楚国与溪州之间的矛盾冲突,受制于华夏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对溪州铜柱铭文研究很难有新突破。即便是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的字词勘误辨析,也难免出现偏颇。将溪州铜柱铭文置于五代十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时,结果发现铭文中的"间隙"并不是"隔阂"或者"钻空子"之意,而是指"后蜀政权"。这一新的研究发现不仅事关溪州之战原因的分析,而且还有助于对溪州铜柱铭文所隐含价值的揭示,进而对其所反映的历史真实进行复原。     

《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出版

《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出版本刊讯由我院彭武文副教授编著的《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一书于１９９４年４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溪州铜柱及其铭文是后晋天福五年（公元９４０年）面世的。后世学者多有记载和研究，但舛误较多。作者为了让读者了解溪州铜柱及其铭文的原...     

《復溪州铜柱记》蠮?

<正>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年)秋,彰士愁率溪、锦、奖三州蛮兵万余,攻楚之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以刘勍、廖匡齐将兵反击,土家族历史上著名的“溪州之战”爆发.战争初,蛮军一度胜利,后失利退入溪州据险坚守,与楚军相持达数月之久.其间互有胜负:蛮军击毙了楚将廖匡齐,楚军则焚毁了蛮军营寨.后楚军又置毒于水中,迫使蛮军再退入锦、奖深山.天福五年(940年)春,彭士愁遣子师果携印纳款求和.双方缔约盟誓,铭于铜柱.即今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溪州钢柱”上的铭文《复溪州铜柱记》     

溪州铜柱“盘瓠遗风”考辨

本文对溪州铜柱铭文中“盘瓠遗风”及有关史料进行考订,认为:从地域看,“五溪”系指湖南省沅水中上游及其几条主要支流,其大致范围包括川、黔、湘交界处的一些县市。盘瓠种落则是五溪蛮的主体,其后裔的一支长期居住于五溪。历史上的溪州之战,是以汉族代表彭士愁为首的地方统治阶级为领导的,以溪方境内盘瓠后裔为主要力量的一次扩大地方势力、以求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战争。溪楚战后千百年来,溪州一带的盘瓠后裔一直十分活跃,盘瓠遗风依然浓厚强烈。可见,溪州铜柱的铭文,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并非凭空虚造。     

《溪洲铜柱铭文》古奥难字解读

《溪州铜柱铭文》中的古奥难字难倒了无数历史学家,上千年以来,尽管解读者无数,但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从古代书写中的“避讳”规律入手,对其中的古奥难字进行逐一解析。     

湘西溪州铜柱与盘瓠文化

耸立于湘西酉水河畔的溪州铜柱,建于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迄今已有1015年的历史。除柱顶被盗而下落不明外,柱身及其铭文虽经千年风雨的侵袭却依然保存完好。柱身形为八面,上镌铭文二千多字,柱高1丈2尺,入地6尺。1961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是研究湘西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历史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湘西民族古代     

溪州铜柱树立与迁徙考论

溪州铜柱是溪州之战下的产物,楚国内部的斗争和楚蜀争夺政治同盟是溪州之战爆发的原因。楚王利用这次战争,不仅在内部清除了兄弟间争夺王位的势力,还利用彭氏土著势力与后蜀政权展开政治博弈和军事争夺,最后树立溪州铜柱以和谈盟誓的手段从而获得了五溪之蛮的归顺,是古代军事斗争与和平统一解决矛盾冲突的成功案例。失去黔南的可靠屏障,加速了后蜀政权的灭亡。溪州铜柱是溪州自治安宁、和平的象征,其铜柱形制、始立地和迁徙,直接影响溪州于中央王朝的关系,对彭氏司治及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溪州铜柱铭文中“昭灵王”刍议

湘西溪州铜柱铭文:“我烈祖昭灵王”中的“昭灵王”并非率指马援,而是“显示神灵美德”的意思。大凡读过溪州铜柱铭文的人很容易将“昭灵王”作称谓理解,直指马援。问题出就出在一个“王”字上。这“王”字并非“大、君、主”意的“王”字,而是“玉”字,意思是“石之美者,有五德。”详见《说文》玉释。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指出:“王本古文玉字。”如果我们将“王”作“大、君、主”理解,那么“我烈祖昭灵王”句的意思就有些歧了,深思起来也不合事     

北宋溪州彭氏政权考

<正>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一带,乃是五代北宋溪州的所在.彭氏素有溪州,为当地最强大的蛮酋,统治长达一百三十余年.溪州又分上、中、下溪三州.另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受其管辖,称之“誓下”.“其诸州将承袭,必率蛮酋共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各文移辰州,州吏保明,止申铃辖区,然后以闻,而赐敕告、印牌,每隔江望拜阙庭而受恩.”“每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皆自补置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     

溪州铜柱不是图腾柱——与龙海清先生商榷

龙海清先生的《湘西溪州铜柱与盘瓠文化》一文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发表后,读者见仁见智,议论颇多。作为后学,现将所见所闻及个人研究所得,对此文(以下简称《柱》文)提出异议,并以此求教于龙先生。 一、象浦铜柱是马援与越人建立的,不是盘瓠图腾柱 关于溪州铜柱建立的原因,土家族史家彭武一先生已有专著《湘西溪州铜柱与土家族历史源流》作了阐发。《柱》文对此有扼要记录,故不赘述。溪州铜柱的建立是依历代汉族统治者“旧制”“天子铭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必有刊勒,垂诸简编,将立标题,式昭恩信”     

曾侯乙钟铭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关系

曾侯乙墓编钟及编磬等乐器铭文共计3755字,其内容无疑是十分珍贵的;而其书法艺术也独具特色,很有探讨的必要.本文尝试从铭文的解析入手,探究其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源流和共存关系.     

溪州竹枝词中的土家语词释义

溪州竹枝词是清代湘西土家族文人的诗歌作品。作品追忆了土家族的历史，描写了改土归流后溪州土家族地区的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文体活动等，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但由于作者在词中巧妙嵌入有一些土家语词汇，这给研究溪州竹枝词带来了一定困难。本文即对溪州竹枝词中的部分土家语词进行释义。     

汉代铭文研究的新篇章——评徐正考博士的<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始于宋代。其主要成果可以分为图录类,以吕大临的《考古图》等为代表;款识类,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为代表;考释类,以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为代表。在著录体例、器形的绘制描述、铭文考释以及器物定名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宋人关于汉代铜器铭文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在器形的辑录方面,只有线图和描述两种形式;铭文则只有摹本,且摹写失真之处多见;考释的范围仅限于人名、地名和国名等专名。总之,宋代的汉代铜器铭文研究贡献在于其开创之功,但还缺乏学术研究的广度和…     

《徕鼎》读笺

2003年初,在陕西省眉县发现了一处西周窖藏,出土有27件青铜器,每件都带有铭文.其中有<四十二年徕鼎>、<四十三年徕鼎>的铭文共约近700字.<徕鼎>铭文以西周贵族单徕的活动记录为中心,旁及西周厉王、宣王世的许多史实,为两篇涉及西周晚期历史研究的最新发现的直接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     

论中国历代契约资料的蕴藏及其史料价值

中国使用契约的历史很长,其开始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今天已发现的有文字可证、有实物可考的最早的契约资料为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西汉以后,此类资料历代都有发现.契约资料主要有三种类型:其最可贵者为契约原件,次为见于青铜器、碑刻或一般文献中的录文,再次为含有契约内容的文字资料.契约原件以西汉时的为最早,从那时到民国时期的两千年间,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发现,其数量超过十万件.以汉文的为最多,也有用少数民族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九年将军戈铭文新释

1973年河北易县燕下都23号遗址所出两件九年将军戈铭文的诸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通过字形考释和语法分析,将铭文中()二字分别释为溥和剸,读为“传”;“传宫”训为传驿机构名,理解为名词作状语;“我其献”分析为“O+其+V”式宾语前置结构,意即“献我”.在此基础上,将铭文解释为“九年二月,张将军通过传宫进献(此戈)给我”或“九年二月,张将军通过传宫进献给我(的戈)”.九年将军戈铭文证明燕国有用传驿机构在地方和中央之间运输兵器,以及君主对地方进献的兵器成品“督作铭文”的制度.     

论陕西金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

陕西省历代出土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其铭文内容涉及了商周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的乐器铭文对音乐活动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先秦诗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从分析陕西乐器铭文入手,以吴镇烽的《陕西金文汇编》[1]为底本,结合近年新出土的乐器铭文,对其所反映的诗乐文化观念进行探讨.青铜乐器铭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主要反映在诗乐功能观与诗乐审美观两个方面.     

氏壶铭文补释

氏壶是春秋晚期燕国的著名铜器,现藏德国柏林博物馆.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最早著录了铭文摹本,后来的研究者对铭文多有考释,诸家之说 ,得失互见.本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略作评述,并对壶的年代与国别、壶铭的释读作一点补充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