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乡里社会的变化与国家基层权力的建立

在春秋战国区域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过程中,基层社会的变化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化二者互动,促使了乡里基层政权的迅速建立与完善,尽管这个历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发展还具有不平衡性,但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春秋战国国家乡里基层政权是在具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不可避免地还要在形式上依赖于乡里社会流传久远的自然社会秩序,但是从春秋战国的历史实际来看,乡里政权的权力体系是一元化的,还没有出现典型的分割国家政权的其他权力体系。     

论中国古代国家职能

中国古代国家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尽管中国古代国家职能还很不发展,但在许多方面都展现出后续国家职能的雏形,对于从本土资源中寻求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确立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国家职能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社会与国家”范式对南共自治社会主义的影响——兼论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

“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范式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南共将该范式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加速了南共合法性基础的减弱以及南共与南联盟的分化,并最终断送了自治社会主义.历史说明,严格界分“社会与国家”的视角有助于分析某些政治学、社会学问题,却绝不能成为国家整体设计的指导性的思维框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会与国家两者间的平衡,理性地、批判地对待塑造公民社会的问题将是一个迫切而艰巨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

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点是温情说教的礼与暴力强制的法在维护有等级的社会秩序和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前提下的有机结合、共同为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的基层乡里社会,礼法合治思想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社会条件,并始终贯穿于基层乡里社会的各项管理活动中,表现为礼法并用以广行教化,注重对基层社会的思想统治;法律强制推行什伍保甲,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组织控制;宗法自治与国家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基层行政模式以及礼法并用的基层乡官课考方式等     

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关系范式论

公司法关涉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等多方利益,充满了公司自治和国家强制的因子互动。演进理性主义系公司自治的法哲学基础,外部效应学说与福利经济学理论则为国家强制的介入提供了理论支撑。公司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公司自治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础,需矫正国家强制的泛化倾向,国家强制应仅以克服公司自治所不及为目的。平衡公司自治与强制的关系应遵循两项范式：在基本范式层面,坚持一般事项自治与特别事项强制的制度逻辑;在具体范式层面,唯有非强制不足以维护公共目的以及公司自治在效率上明显不足时,方可施加国家强制。     

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     

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社会稳定的保障

村民自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突破口和重要途径。它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本文尝试着从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运行机制自身的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对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作用加以分析和论述。     

论行业协会自治与国家干预的互动

本文是对行业协会自治与国家干预互动关系的经济法分析。本文首先论述了行业协会经济自治的正当性,然后对国家干预对行业协会自治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最后简要回答了在经济法主体中确立行业协会地位的意义和价值。     

饮食文化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

在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古代社会,人们的饮食活动、饮食行为受政治形态的作用或影响,往往脱离饮食本身的物质享受意义而向其它非饮食的社会功能转化.这主要表现在把饮食行为与国家治乱相联系;从饮食烹饪理论中寻求施政治国的统治经验;把社会饮食活动纳入"礼"的政治伦理秩序;通过赐饮赐食或献食贿食把饮食作为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或作为官场钻营的政治工具以及社会成员在饮食消费、饮食资源占有方面的巨大悬殊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等等.由于社会饮食行为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社会政治干预或改造,从而使传统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     

论中国古代的"色性说"及两性之不平等

人们常常以“食色性也”证明古人承认性爱之本能 ,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价值判断仅施惠于男性 ,恰恰是对女性实行压制的权威性话语 ,助成中国几千年宗法伦理制下男女的不平等。文章以古籍中的“色”指女人着手 ,分析两性所受之不同对待 ,说明女性无权“好色”及在两性关系上的被动甚至被占有的地位 ,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特点。     

论艺术价值与和谐社会的内在关系

从创建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需要来探讨艺术的价值本体,探讨艺术价值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联系,是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当今中国,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绝对不能忽略艺术的价值功能,特别是中国本土艺术的特定价值功能。为此,对艺术价值与和谐社会内在关系的探讨就有了最为核心的立足点,即发掘弘扬中国本土艺术的价值、精神,并力图引发艺术界同仁的共同关注,重建中国本土艺术品质,最终实现中国本土艺术价值,为人们能够通过本土艺术获得诗意栖息的精神家园,真正从中国人的本土艺术价值角度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法律中的综合为治包括:人治与法治结合,治官与治民统一,审判与调解并举。其中,人治与法治结合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治官与治民统一促进了家庭内部以及官与民的和谐,审判与调解并举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内在适应性--四川构建和谐社会之法治问题的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社会基础,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谐社会必须是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法治国家具有内在适应性。构建和谐四川必然坚持走法治之路,必须要求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治国理念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四川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儒家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思想

儒家主张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在此环境中 ,以德、智、勤、公平竞争取胜 ,这个思想构成了东方文化的灵魂。健康的心理与竞争的公平维护了和谐的环境 ,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 ,从而保证了小农经济时代社会的稳定发展。但是 ,这个结构是封闭的、非开放性的 ,因此 ,其发展速度是缓慢的 ,又难以发生质的飞跃     

论上古社与帝的关系

上古的社、帝是一个意思 ,都是由神圣的女阴象征符号 ,上升为最高神的表达。到了阶级社会 ,社与帝才有逐步的区分 ,最终形成帝高于社的局面。     

中国封建社会家齐国治天下平方略实施初探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村 ,乡村社会中的基本细胞是家庭 ,家庭的繁衍与互相之间的通婚 ,构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稳固的网络。为了统治稳定 ,封建统治者就抓住了这个网络。在组织上 ,先秦推行宗法制度 ,魏晋盛行门阀制度 ,唐宋以后家族制度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提倡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制度 ,以此家庭作为乡村的楷模 ,以其家长作为乡村的管理者 ,以维护地方统治 ;二是在乡村中提倡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 ,以稳固家族制度。在理论上 ,《论语》首倡孝道 ,《大学》又将其发展成为“治国必先齐其家”的理论 ,经宋儒们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 ,使族权与政权紧密结合起来 ,从阶级斗争角度讲 ,形成了严密的封建统治网 ,但从稳定意义上讲 ,家族制度确实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观念的核心问题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的基础,是社会观念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根本意义,是各种社会观念分歧的聚焦点,是解决社会哲学其他重大理论问题的逻辑前提。哲学史上的个体原子主义和社会整体主义是实体性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具有二难选择、机械循环和理论前提批判不彻底等缺陷,是用非关系性的思维思考关系性的对象和问题。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是社会观念的根本变革,它论证了个人和社会相互同构、相互映照和不可相互归约的张力关系,坚持了人和社会相互追问、辩证批判的解释性循环和历史主义方法,说明了个人和社会辩证联结、交互作用的过程。深入研究马克思解决这一问题的思维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希腊罗马自然法历史演进探析

自然法从早期的希腊自然哲学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在希腊城邦的历史终结时,它演变为一种伦理秩序,经过西塞罗和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的转化,它最终成为法学上的一个永恒的命题。     

中国封建地方法政体制探析

中国古代自战国秦汉确立了封建地方法政体制。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各级地方长官既是地方上的行政长 官,也是地方上的司法长官,掌握着地方上的司法审判权力。然而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地方长官的法政权力越来越小,司法责 任却越来越大,这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不断强化,中央加强对地方司法权控制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