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浦江清《词的讲解》和朱自清《诗多义举例》

关于诗的多义性,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提及:“隐以复意为工”,“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凡诗恶浅露而贵含蕴,浅露则陋,含蕴则旨,令人再三吟咀而有余味。”(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三十八)但将诗的多义性当作诗歌艺术的一个独立范畴来研究,却是二十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朱自清先生《诗多义举例》便是采用瑞恰兹的语义学方法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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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童庆炳：《〈文心雕龙〉“文外重旨”说新探》指出“隐”与“秀”是刘勰提出的创作美中的重要范畴,它是唐代以后才开始成熟的“意境”说的先声和理论准备。关于“隐”的含义,要用皎然《诗式》中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以及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来理解。     

《文心雕龙》隐秀篇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

《文心雕龙》隐秀篇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舆膳宏１《文心雕龙》第四十章隐秀篇，虽然其中四百多字可能是后代的补文，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发展上古著极其重要的地位。刘勰指出：“文之英，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     

论含蓄——中国诗论研究之二

含蓄,这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熟题目。唐司空图《诗品》就列有“含蓄”一品。而更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已提到了“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神思》)和“文外之重旨”(《隐秀》)。钟嵘《诗品》则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说法。如果还要往前推,那末,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论《离骚》时所说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和《周易·系辞下》所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均与后来讨论的含     

“画龙点睛”说“隐”“秀”

文章中的点睛之笔是把握文章主旨的钥匙。点睛之笔在表达上灵活多样 ,可长可短、可叙可议……最好的方法是“隐”“秀”式。“隐也者 ,文外之重旨者也 ;秀也者 ,篇中之独拔者也。”(《文心雕龙》)“隐”“秀”式点睛之笔是作者情思与文辞精巧结合而成 ,关键是“自然”二字     

攻玉论——对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些见解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刘勰《文心雕龙》)中国古代美学,在结构上与西方的美学思想     

《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的元范例——《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另解

《周易》是《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的逻辑起点和元范例。《周易》最突出的寓言文本特征是“隐”,所“隐”者为“精义”,所以“隐”者为“四象”;刘勰欣赏由这一表意方式所形成的辞近旨远、精义深隐的风格。《周易》和两汉易学的寓言式思维方式还体现在《文心雕龙》的整体篇目结构上,刘勰希望通过对“大易之数”的认同与仿效使《文心雕龙》与《周易》一样成为天道与神理的寓言。“道”与“神理”等终极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意义并非实质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即让河图、洛书、易象等符号与数字有所寓意。     

善意误读的弊与功——从《管锥编》对《春秋》“五例”的解读与阐发说起

《春秋》五例,本来是以命名的细微差异表示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达到宣示作者政治伦理信仰的目的,并不是就文学的修辞和叙事而言.历来论者对五例立论指向未予细辨,诠释多欠精确.刘勰通过对五例善意的误读,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创建了全新的文论范畴“隐”,推进了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形成和强化.刘勰所说的“隐”与五例中的“微”,他说的“复意”、“重旨”与《春秋》的微言大义,有性质的区别.离开文学的特性对春秋书法过度诠释,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穿凿附会的索隐批评,是不可取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将本来意义的五例,与后来的“重旨”之说明确区别.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情感符号中的审美人格——《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

《文心雕龙》和《诗品》有相近的情感符号：声律、夸饰、事类；又有相异的运动结构：刘勰以总论一枢纽一割情析采构建著作理论体系，钟嵘以三篇序文和60篇评品文章构筑著作结构。同时，情感符号扣理论结构蕴含文艺家的审美人格：刘勰追求“重旨复意”之无我，钟嵘崇尚“无极动心”之无味。     

论《管锥编》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批评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包括《谈艺录》)里,并没有对刘勰和《文心雕龙》作过专章研究,但据笔者粗略统计,他在这两部著作里,称引、论述到刘勰和《文心雕龙》者有近百处。罗列、排比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对刘勰和《文心雕龙》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说得不客气点,钱先生对“谈艺人师”刘勰和“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都并不怎么佩服。当今论坛,《文心雕龙》业已成了“显学”,扬之者谓其不刊,抑之者且不许与批尾家比迹。是耶非耶?听听钱先生的意见,那实在也是很有意思的。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诗语误解举隅

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揭示了诗歌欣赏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给诗多义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武器。但是,过犹不及,如果以“诗无达诂”为口实来掩盖语言知识的浅薄,容许不该发生的歧义,那就是十分有害的了。有鉴于此,袁行霈先生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谈及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时,就提出了宣示义和启示义这两个新概念。他说:“宣示义是诗歌借助语言明确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启示义是诗歌以它的语言和意象启示     

愁苦之言易好

在中国文艺传统里有一种流行的见解: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正如钱仲书先生所说:“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做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出来。”(《诗可以怨》)钱先生对此作了详尽的考证,但没有展开来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拟对这一现象所蕴含的深层原因加以探讨和揭示。司马迁在论述古来的大著作后总结说,它们都是“意有所郁结”、“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个看法在西方也有同调:“最甜蜜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身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转引自《钱仲书论学文选》第6卷第     

谈文学风格的刚与柔

谈文学风格的刚与柔的,当推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中国历代文论选》注:“清浊,意近于《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刚近于清,柔近于浊。《风骨》篇说:‘翬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是指气的重浊柔弱。又说‘鹰隼乏彩,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是指气的清新刚健。”曹丕讲的“气之清浊”。也就是刘勰讲的“气有刚柔”,不过这里又稍有差异。曹丕讲的“气有清     

《长生殿》与《长恨歌》主题之比较

《长恨歌》是唐诗中的精品,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与《琵琶行》堪称为诗人白居易之“双璧”。《长恨歌》的主旨何在?历来众说纷纭,大概有“讽谕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等。我持“怨恨说”,认为这首著名诗歌的主题就是歌“长恨”,对人间美丽的爱情无法实现而表示深深的怅恨,这才是全诗主题的实旨所归,堂奥所在。     

作文教学“无痕”论

晋朝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诗歌由于情而优美动人），“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在读书，在养气。”卉语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清代学者袁枚存谈到文学创作时说：“只可取意，不可取法。”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指出：写文章，须“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王昌龄七绝意境管窥

意境,是诗意之所在,也是衡量诗歌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尺。王国维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人间词乙稿序》),“有境界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诗歌意境创造的自觉时代。唐代诗人和评论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对意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异采纷呈的意境构成了千古卓绝的“盛唐之音”,也是唐诗臻于成熟的标志之一。胡应麟说:“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诗薮》)。翁方纲指出:“盖唐     

《长恨歌》其恨何长——谈历史题材作品的艺术真实

宋代的苏东坡曾经给我们留下了对唐人诗作的几句评语:“郊寒岛瘦,元轻白俗”。认为白居易的诗是俗了的。他说的这个“俗”是什么意思呢?照《沧浪诗话》里的解释是:“作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看来这里说的“俗”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俗”的俗,是贬义的。俗意,是从诗的内容上说的,其它恐怕是指形式。但白居易的“俗”,表现在那里呢?苏东坡也没有说明白,倒是后人对此多加引申,认为白居易的诗是浅率俚俗。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竟这样说:“生平闭目摇首不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