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从社会安全网到社会风险管理：社会保护视野中社会救助的创新

市场机制发育和社会保护建设,在转型国家中至关重要。社会救助,由于其目标定位依据选择性原则,其功能在于拾遗补缺,其后果常造成羞辱效应和社会排斥,长期以来在社会保护体系中边缘化。在全球性福利国家转型的浪潮中,社会保护的取向发生了深刻转变,形成了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强调必须超越收入保障,转变为积极的能力建设。随着整个社会保护体系向积极干预主义的转型,社会救助有了新的定位,从仅具有保护性的社会安全网转变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利器。社会救助项目,无论其目标定位人群是长期失业者、抚养儿童的家庭、弱势人群还是老年人,都纳入了能力建设的积极内容,以帮助受益者摆脱福利依赖,跳出福利陷阱,参与劳动市场,融入社会生活。     

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政策逐渐成为-个热门词汇,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广泛关注.但迄今学术界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往往持一种"问题取向".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演变,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展开的,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转型期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问题取向"虽然使社会政策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迅速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政策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1)"问题取向"虽然可以循着解决问题的进路,迅速地进入"问题",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社会政策长期随"问题"而动,就会成为"问题"的附庸,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政策体系.     

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政策实施：技术理性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社会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而制定的短期与长期措施,它既具有修复性,也具有发展性,前者促成了社会系统功能与秩序的恢复,而后者则可能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制定与落实社会政策的力度,围绕建设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从理论上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中的制度设计、行动逻辑及限制,重点需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理解有效的社会政策实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第二,社会政策实施中的技术理性与政策实践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第三,探讨在当前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政策实施的主要制度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和政策落实的实践机制。     

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的私人治理:发生机制与运行逻辑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发生了全面的结构转型。据实证调查,引入"私人治理"的概念,用以概括当前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变迁、权威基础与资源的个体化转向、"无政治"的村民、资源下乡与政策话语的诱导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建构出私人治理的发生空间,该治理结构借助公私资源的互通转化和策略主义的治理之道显在运行,基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陷入新困境。由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塑精英责任意识,再造村庄价值系统,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关键。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治理意蕴与实践进路

从政策规范层面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取向是要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高度协同。从治理实践层面来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业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组织治理创新的主要抓手。文章试图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来考察基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耦合的学理基础与实践路径,从组织嵌入、机制供给和能力引领三个层面来看,基层统战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有三个基本路径：第一,以组织嵌入为基础,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覆盖;第二,以机制供给为核心,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型塑;第三,以能力引领为抓手,实现基层统战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提升。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从审美主义到共生主义——论风险社会中的审美嬗变

对应于外在制度层面的合理化进程,审美主义成为现代社会内在精神层面的主导取向。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现代社会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改变,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是解释审美主义被超越的历史必然性的有效理论框架。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调解优先"的反思——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

最高人民法院当前确定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工作基本原则,强化调解已经成为今后的基本趋势。根据民事审判结构理论,这一转换源于国家对当前社会矛盾高发的回应,其转换的逻辑是:社会结构层面矛盾的高发——政法型司法体制层面政治对法律的深度介入——具体民事审判结构层面调解的强化。但是,社会结构层面矛盾的高发可能存在误判,而且还忽略了社会结构层面越来越强烈的法治化取向。因此,该政策转换不仅可能欠缺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而且还与社会结构层面的法治化取向存在冲突。在双方合力的作用下,该政策转换将会从正反两方面产生叠加效应,对民事审判结构、司法体制、社会结构转型施加双倍的负面影响。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府际关系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讨论

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的目标诉求,而府际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为中心,可以将府际关系划分为由中央政府与民族地方政府构成的纵向府际关系,以及由民族地方政府与民族/非民族地方政府构成的横向府际关系,两个层面的府际关系都会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产生影响。分析表明,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效绩存在落差,如何在中央集权与民族地方分权的纵向府际关系中,确保自治权的真实有效执行是化解这一落差的关键,也是实现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要点。同时,对于民族地方各项事业发展面临压力与挑战的分析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望相助"思想为横向府际关系协调提供了新理念。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梳理总结纵横两个层面的府际关系成功经验,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族际政治整合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理论阐释及实践路径

社会发展转型加剧、政策制度优化变迁、现有主流范式局限凸显,使得探索和构建新的农村社会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以治理有效为目标指引、以家国文化和关联主义为价值基础、以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通过党的引领整合、关联权益强化、道德情感支撑重塑社会联结机制,进而培育"使命—责任"型党组织、权益关联型农民群体、公益型农村社会组织等积极联动主体,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联"与治理能力的"动"相统一。     

社会矛盾跨域联调：行动逻辑、情境检视与实践路径

随着跨县域的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社会矛盾跨域联调在社会治理中变得尤为重要。从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矛盾跨域联调本质上是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行动者在行动场域中的策略选择。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挑战，治理体系需要从价值取向、信任关系和合作能力三个层面打造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的责任共同体行动网络。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为重新检视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现状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破解当前联调行动的责任困境，建立起主体共治、多方共建、需求共促的行动规则体系，进而促成具有主动性、公正性和长效性特征的联调行动。     

乾隆前期湖南的职役与地方社会治理

乾隆前期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社会职役在落实民生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受到官府重视.保甲的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如何把握地方社会职役的权限,成为官府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有的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事诉讼,违反保甲条例,官府及时纠正.有的官员具有"隐私"观念,值得关注.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在缉盗、治理私宰方面发挥作用,在治理溺婴、卖休以及自杀轻生方面也引人注目.湖南官府借助保甲等职役的地方社会治理,是清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实践,湖南民众的 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     

现代社会治理: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使命

社会治理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取向。社会治理具有基础性和微观性,是地方政府职能的本质内容,所以社会治理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在逻辑关系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治理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使命。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设计需要从多重维度和多个层面来认识和把握:依法治理,筑牢社会秩序的制度底线;合作治理,构建开放的社会治理新体系;综合治理,形成公民社会全员治理的局面;动态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科学化进程。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方向、内容和途径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建立分层级的社会治理体制;建立分类别的社会治理体制;建立分权制的社会治理体制;建立分阶段的社会治理体制。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与挑战

现阶段,中国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现代化转型,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化、文化层面的多元化、社会层面的信息化.在此趋势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应以效能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取向,才能达致科学、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客观分析、积极应对,进行理性治理.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

本文以促进地方政府职能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为研究对象,在阐释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研究基本认识前提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紧迫性和价值取向,为客观认识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的进一步理性归位提供有益的理论与政策借鉴.     

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

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理念主张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力图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建构主义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既要通过国家治理价值、结构以及程序的整体推进而寻求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又要超越社会建构本身在制度规范供给与克服市场失灵上的不足，而发挥国家在宏观引导、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政策规范等方面的必要作用。     

社会组织与地方社会的再生产:以一个行业协会为例

本文讨论一个行业协会为何能够在地方社会中获得影响力并承载地方社会的再生产。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行业协会,其组织活力来源于对市场、行政和社会等多种地方性网络的整合与联通,行会组织因此是在市场网络、行政网络与社会网络交错中产生的“果实”。从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业协会介入基层治理所依赖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目标,在提供公共品、介入市场治理和市场政策倡导等具体领域,组织的核心理念都是对于“实质公道”的遵循,而非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诉求。本文的贡献在于:(1)在组织网络的层面,展现了组织与网络的复杂交融关系;(2)在组织理念的层面,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关系。尽管行业协会要处理利益冲突和危机管理的情境越来越现代,但是它的核心精神却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