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

本文从革命文学的叙事方式的重构、《青春之歌》主题的冲突性、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变等方面,细致地分析了《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认为其历经了口头流传、语言书写和摄影剪辑等三个不同阶段,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由“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基本趋势,表现出几种不同的叙事模式的纠缠和交叠。     

从《青春的舞步》看村上春树的叙事策略

村上春树讲究叙事的策略 ,从他的代表作《青春的舞步》可窥见其一斑 :他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 ,他重视使叙述视角平易化 ,以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更重视叙述视角的“陌生化” ,与读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调动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再创作 ;他对情节结构的安排上突破了传统故事模式 ,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 ,虚实相生 ,张弛有致 ,符合青年读者的心理结构。总之村上春树注重将日本传统叙事方法与西方现代的叙事手法相糅合 ,创造出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剧本改编刍议

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成功有赖于剧本的改编。改编本保持了汤显祖原本《牡丹亭》情理冲突和人性解放这一思想观念。改编本对原本结构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在曲词、宾白的改编上采取只删不增的原则,基本做到了“减头绪”、“立主脑”的效果。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为据,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说明,并指出此次改编的借鉴意义之所在。     

《女神》与《青春》:重铸现代国魂的共同追求--郭沫若与李大钊探索救国之路的一段精神联系

郭沫若与李大钊在探索救国之路过程中,曾有一段心神相通、旗鼓相应的密切联系.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他们作为天津和四川的学生领袖,曾共同为重建现代国体而发动罢课与请愿斗争.1913年冬赴日留学后,李大钊以论文《青春》、郭沫若以新诗《女神》又为再造中华和重铸国魂而发出共同的爱国主义心声.《女神》是李大钊青春思想的诗化;《青春》是郭沫若理想国家的象征女神的理性化身.     

时代话语下的“小资”成长——再解读《青春之歌》的叙事策略

《青春之歌》中的爱情叙事和革命叙事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结构因素。作品曾被学者指责为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今天,当我们更加注重让文学回归本性时,再来回顾这部诞生在特殊年代的作品确实别有风貌。作品以女性为整部小说的核心,且其清新典雅的语言使其有了与同时代其他作品不同的风格。     

中国电影: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金陵十三钗》与《别离》的比较研究

以2001年的《英雄》为标志,张艺谋“代表”中国电影“冲奥”已过10年,但仍然“奥梦”不圆.从对张艺谋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和伊朗导演Asghar Farhadi的《别离》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张艺谋电影的误区在于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理念错误:追求影像唯美主义和电影全球化.走出张艺谋电影误区的途径是:电影家要培养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文化视野,以切入现实和揭示人生问题的诚意创新电影.     

“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从《相爱相亲》到《爱情神话》

近年来,由一批女性导演创作的“女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熠熠生辉,获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文章以一直以来坚持女性主义书写的“50后”女导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和“90后”女导演邵艺辉的《爱情神话》为比较文本,探析这些由女性执导、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女性电影”,在文本建构、主旨表达及艺术创作上的总体趋向,解码“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传承与突破的演绎特点。     

《英雄》:新世纪中国电影转型的文化想象

以电影《英雄》为研究对象分析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一方面，该片试图打破“内”“外”市场的局限，打造真正可以在全球流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转向本土市场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开始突破区域边界，跨国和跨地域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如何呼应具体的时代和文化语境建构大国形象、树立文化自信，如何将中国智慧融入电影故事以适应“中国梦”的制造，将中国电影的变化轨道视为一种想象的建构也意味着要去研究它在社会变迁中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和探索。     

彰显历史：作为美国文化记忆强大媒介的《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ForrestGump）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电影之一，这部荣获奥斯卡奖的电影，共吸引了7800万美国观众，票房收入达6．73亿美元。     

漂流、意义矩阵与叙事神话——《Life of Pi》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少年派》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少年派》的电影语言并不单纯与“漂流”或者“成长”有关,更内在的是多重叙事之间的往复穿梭.影片最终将“真实”与“真相”完美地缝合在了一起,既完成了视觉体验意义上的一次光影历险,又成为将“故事”转译为“奇观”的一次成功催眠.     

从集体化叙事到个人化叙事——《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叙事模式比较论

《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所采用的不同叙事方式体现了农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在“十七年”和“新时期”从集体化叙事到个人化叙事的转变。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文本结构的安排、“家”意象的讲述来看这一变迁,可以窥见“十七年”到“新时期”对于农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讲述方式的不同。     

基于语境的创作与接受——以《青春之歌》为例

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受众往往受到现场语境的影响甚至制约,反之又对语境建设起到作用。这二者又共同影响文学创作。小说《青春之歌》从写作到出版,出版后又接受语境的规约进行了诸多修改,修改在突出语境要求的同时付出了损害文学价值的代价。繁荣文学的关键是尊重文学创作规律,创造适合文学发展的语境。     

众语喧哗时代的平民化“交响乐”——解读电影《辛亥革命》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拍摄的电影《辛亥革命》,—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套路,意识形态日趋淡化,叙事视角以小见大,审美权重多元均衡。这表明,我国主旋律电影其宏观意识形态和历史观点一直呈现出进步的态势。     

从《山海经》到《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博物志怪走向道教仙话的叙事丕变

从撰者、写作时代、结构设置等多角度来看,《山海经》与《神异经》《十洲记》客观上构成了前后相承的博物志怪系列。博物志怪可谓蕴涵神仙叙事的天然载体,战国以来“长生不死”观念的深化和造仙运动,使得儒士、方士和道徒们在博物志怪系列文本中,通过书写神祇和神仙、陈述神异物产、描绘仙境美景等三种较为典型的表达方式,来具体演绎主体对神性世界的华美构想。从《山海经》到《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博物志怪客观展示出其自身走向仙话的叙事丕变。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兼论近年中国爱情电影创作

作为一个常胜不衰的类型,爱情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类型体系的中流砥柱.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高歌猛进,中国爱情电影发展的势头喜人,《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等票房黑马的出现,更是充分证明了中国爱情电影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容小觑.但是,近年中国爱情电影在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却没有大幅度提升,平庸之作充斥银幕,成为观众的“鸡肋”之选,口碑和票房都持续低迷.针对当下中国爱情电影生产和创作的困境,从探讨爱情电影的本质入手,具体分析中国爱情电影在情感呈现、叙事创新、人物形象、城市景观以及明星搭配等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创作者的重视,为提升中国爱情电影的整体质量,实现良性持久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青春之歌》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

运用当代叙事学“聚焦”理论分析《青春之歌》在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间相互纠缠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作者创作动机上的两重性。     

《哈姆雷特》的电影改编与时代解码

20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导演采取或解读、或解构、或重构的策略，通过“移植、节选、浓缩、取意、变通取意、复合”等方法，将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改编成电影。这种同一名著在不同时期被反复改编的情况，既是文学艺术商业化过程中资本运用的结果，也是时代观念亟待表达的诉求。电影《哈姆雷特》的成功是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的结果，是其经典化的新历程。     

从灾难片谈新世纪“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以《后天》和《2012》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技术至上的美国电影愈加热衷于借助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来刺激观影者,但其电影叙事、主题关注、人物塑造等方面却呈现出由传统的技术崇拜向反技术崇拜的价值观转移。作为美国电影主要类型之一,灾难片在新世纪见证了“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的发轫和粉墨登场。以《后天》和《2012》为例来审视电影“反技术”叙事,从技术地位在电影文本内外的嬗变、电影文本技术“能指”符号以及电影场面调度来揭橥美国灾难片中所蕴含的技术价值观,进一步对“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加以界说和阐释。     

《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商业电影的叙事节奏——基于24部好莱坞动作电影叙事节奏的量化分析

商业电影的叙事节奏包括叙事的物质因素与情感因素。这两种元素体现在矛盾冲突的时间安排和叙事元素的比例分配之中。24部好莱坞动作电影的情节进展有着固定的时间分配模式，在矛盾冲突的不同阶段有着固定的叙事元素分配模式。这些模式集中体现了好莱坞商业电影叙事节奏的基本程式。精研不同类型电影的叙事规律，精准控制商业电影的叙事节奏，平衡观影效果与电影成本，在程式化基础上创新，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叙事节奏对我国电影生产的直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