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道德回归——齐格蒙特•鲍曼的伦理思想述评

伦理和道德问题是鲍曼的重要议题。现代,道德是伦理的产物,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后现代,伦理呼唤道德冲动,伦理危机为道德复兴提供了机会和新的挑战。鲍曼依据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企图从现代伦理的内部去解构其机制,但又发现“对他者无条件的责任”之现实困难,生发道德感的替代机制还需继续寻找。     

实现中国梦的双重伦理机制

作为近代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伟大理想和善的伦理行动,“中国梦”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历史性概念。它既是一种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代伦理精神,也是一项中国人民实现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道德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当代社会,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行动的理论构想,蕴含了社会善治和个体道德完善双重努力的伦理学涵义。“中国梦”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与合理安排,为之提供必要的制度伦理保障;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每一个体德性品质的提升与完善,并为之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持。“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民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相统一的伟大伦理行动。     

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仁者不忧：美德伦理视野中的儒学问题

借助美德伦理的基本框架,反观儒家“仁者不忧”命题的内涵,揭示其中所蕴涵的道德行为者形象及其道德心理状况。梳理思想史上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非仁者之忧”、“仁者之不忧”、“仁者之忧”的逐层分析,认为仁者不忧是建立在超越的人生境界和宏大的生活意义之上,同时,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仁者面临崇高境界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张力。针对“仁者不忧”及其相关命题的讨论,既可以印证儒学思想所具备的某些美德论特征,又可以为当代美德伦理增添中国传统的阐释资源。     

论制度伦理研究的理论视域与实践诉求

制度伦理应该在伦理学的论域中得到规范;制度伦理问题研究关注社会生活实践,是当代伦理学正在进入的新境域。制度伦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实现道德“应然”与“实然”的契合;制度伦理建设成为消解现代性伦理危机的实践诉求。     

伦理美德的社会及人格心理学分析:道德特质的意义、困惑及解析

从社会及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伦理美德是一种道德特质。它是一种面对道德情境时,人们的直觉而自动化且相对稳定的行为意向,包含着认知、情感和动力的过程。这一新观点可以解决美德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表面上的冲突,阐明了伦理美德与伦理规范对应的不同心理机制,认为它们都是人类伦理道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德对应的是无意识、自动化、包含情绪、无需努力和认知资源且基于联结的直觉加工系统;而规范对应的是有意识、受控的、不含情绪且需要努力和认知资源且基于规则的推理加工系统。基于这些差异,现代的伦理道德教育应当将两者分开,对伦理规范可以采取讲授的方式且着重于理解,而对伦理美德应该采取更多的训练方式且着重于实践。     

忠诚的困惑与背叛的美德————论格雷厄姆·格林的国际政治小说《人性的因素》

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人性的因素》是以“冷战”为背景、借用间谍小说模式创作的国际政治小说。这个“不浪漫”的间谍故事明显通过对“邦德”系列小说的“反转”和“逆向”,实现了对“007”之类虚假英雄形象的“戏仿”和“背叛”,并深入讨论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个人天性是如何在惯性和误解中发生交集和导致悲剧的。格林提出了一种针对现代伦理困境的“背叛的美德”,鼓励人们对绝对判断和现成原则保持勇敢的怀疑态度,严肃地对具体生活和个人道德进行审查和思考。人性的因素和人权关怀不仅帮助人们超越国家间政治的种种弊端,而且可以开启人们相互同情和理解的智慧通道。     

近五年来国内环境美德伦理研究述评

环境美德伦理学是从德性伦理视角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这种研究视角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与认可,被学者们称之为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转向。近五年来,环境美德伦理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其主要关注点如下:一是环境美德伦理学的缘起与发展研究;二是环境美德伦理的基础性研究;三是环境美德伦理的本土化研究;四是环境美德伦理走向实践研究。对国内近年来环境美德伦理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深化对环境美德伦理的研究,为我国当下的环境道德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忠诚于公正： 当代媒体报道的伦理原则

当代中国媒体的报道屡遭质疑，究其原因是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新闻理念存在剧烈的冲突，新闻报道环境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非常突出，新闻报道的标准及人们对报道的评价缺乏共识。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忠诚伦理的价值。新闻报道的忠诚伦理有三个原则：忠诚到底，寻找主导忠诚和确认具体忠诚对象。然而，在对“南平杀童案”报道的伦理分析中上述三个原则还不够，人们会在最终忠诚于谁及忠诚于什么的问题上产生巨大争议。上述原则可能难以处理对凶手的宽恕问题，也无法处理未来可能受害者的利益问题。原因在于，忠诚不仅在于具体对象，更要忠诚于特定的道德信念，而忠诚于公正具有最高的社会价值。忠诚于公正是忠诚伦理的第四条也是决定性原则。基于公正的社会正义感为记者的忠诚和职业行为确定了方向，也将促使新闻媒体承担更多责任，在更加多元的信息环境中证明自己的价值。     

超越职业伦理： 媒体自律的真正基础

从社会信息交往的整体视角和自律的基本内涵来看,媒体自律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体道德的自由和觉醒。在社会转型和道德混乱的特定时期,个人被赤裸裸地抛离出来,直面自己的处境,重新思考原初的道德自我,应对他人的召唤。个体的道德觉醒为我们提供了重建社会秩序的基本思路。首先,个体道德为公共生活的建构提供了原初动力。其次,个体道德为社会结构提供了基本评价与调整原则。再次,个人道德判断内含普遍性和公共价值。最后,个体道德总是导向人类共在的整体视野。因此,人们应该持续探询自我道德之源,在此基础上努力创制一条更好的由个人道德通往良善公共生活之路。这也是未来媒介和传播教育的发展方向。     

底线伦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底线伦理是人人都应当遵守的最起码的社会规范伦理,它与美德伦理是相对的范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当前社会存在一些底线伦理缺失和社会失范现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必须充分认识底线伦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化诉求之间的关系,其中民主法治体现了底线伦理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反映了底线伦理的价值取向,诚信友爱彰显了底线伦理的基本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底线伦理的本真意义。     

道德失范及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造成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对传统道德尊重不够,认识不足,取舍不当;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宣传不够,应用不够等。道德失范需要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是系统工程,要沿着正确的途径推进。要在思想上提高觉悟,在行动上加大力度;要让法制建设成为道德建设的坚强后盾;要大力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     

道德强度在灰色营销行为决策中的影响作用

以营销道德理论和灰色营销理论为基础,从卖方视角实证检验了道德强度(感知的后果严重性)对灰色营销道德决策的影响作用及其在决策过程的权变作用。结果表明:道德强度对道德判断和灰色营销行为倾向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会调节道德判断及惩罚预期和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对灰色营销的同情和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于企业提升销售人员的道德判断水平,降低个人情感因素对决策者灰色营销行为的影响等具有实践价值。     

“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及其道德亲证

人类在伦理生活形式上对水的认知经历了3个阶段:水为伦理本原、水为自然资源、水为生态根源。水伦理的生态理念是从生态根源上对水的道德亲证,它内含对水本原的精神隐喻的生态诠解,又隐蔽着为水资源合理利用的伦理注入精神元素的意图,故而是对遵循自然的水伦理在伦理生活方式上确立的一种生态定位。按照水伦理的生态理念的内在要求,生态进路中的水伦理,是一个由"尊重水文"的生态信念、"遵循水利"的生态立场、"亲证水德"的生态规范诉求所构成的不断展开的伦理体系。它诉诸道德亲证的伦理生活形式,而非道德论证的实践推理,是对水之生态根源的实践认知和道德回应。在亲证水之自身价值的意义上,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呈现为一种广大的道德关怀。通过道德亲证,水伦理才将一种"用"的伦理建立在"乐"的伦理基础上。由于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倡导遵循自然的伦理,它隐含有从生态"是"得出生态"应该"的逻辑,因而无法避免自然主义谬误之诘难。     

以培养道德需要为中心的德育过程

强烈的道德需要是进行道德教育的良好基础与保证。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决定了社会道德标准和人的行为方式，也最终决定了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需要。以道德需要的培养为中心的德育包括社会道德需要和个体道德需要的培养两方面的内容。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是：社会道德追求的改造和社会道德问题的重新解读，形成道德需要，道德实践的重构。基本的道德教育过程主要包括：理论准备、形成道德需要（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道德理论与知识的教育活动、道德实践、道德问题的提出及解决、道德需要的满足（社会责任）、道德观念的内化、产生新的道德需要（道德的发展、道德需要的满足和层次的提升）等环节。     

企业营销中的道德失范及其综合治理

在市场营销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利益,许多企业突破道德底线,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也损害了企业本身的长远利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义利共生、见利思义,当自身利益与伦理道德相矛盾时,首先考虑伦理道德。只有通过企业的营销道德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会法制建设,将道德原则贯穿于企业营销的全过程,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整体和谐。     

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取向与道德建构的原则

市场经济已成为全球广泛采用的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它在创造高效率经济的同时也使人类游离了精神的家园,引发人们对市场经济社会中道德建构问题的思考。本文以经济领域利已主义与伦理领域的利他主义如何协调出发,探讨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市场行为主体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经济伦理价值取向与道德建构的关系,对我们思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道德体系来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