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与古朝鲜

箕子于商末避乱东迁，率部经辽西至朝鲜半岛建立箕侯国。周武王封箕子为东北地区的诸侯长，箕子表示臣周，未参与武庚之乱。约在西周末年，箕侯国更名为朝鲜侯国。朝鲜一词最初为地域名，指今大同江中下游一带。朝鲜侯国极盛时疆域包括后世秽貊系各族居住地与辽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这些地区也可以称为朝鲜。对于朝鲜作为地域名的双重含义，古史中未作区分，后人理解不同，对箕子东迁朝鲜的史事因而产生不同的认识     

关于西汉前期分封制度的两个问题

刘邦原来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之一,后来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在楚汉之争的过程中和建立全国政权后,先后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这些封国几乎相当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全部土地,汉中央直接控制的实行郡县制的地方仅占全国很小的一部分。此外,他还分封列侯一百四十余人,领有或大     

西汉郡国并行制探略

郡国并行制是汉初刘邦在吸取秦二世灭亡的教训和成功运用分封承运天下基础上的独创,对于西汉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郡国并行制的演变过程也对汉代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辨新

韩信求封"假王"之事,一直被学术界认为"借机争权"或"居功要挟以求利".仔细分析史料,我们发现,当时不管是从楚汉双方力量对比,还是战争发展的态势,汉王刘邦均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韩信求封,并非是邀功请赏,而是从亡楚兴汉的战略目的出发,增强对齐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力量.刘邦执行军功封赏的原则,分封韩信为齐王,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能够利用韩信的势力,稳定齐这一战略要地的局势,为取得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海昏县境域与建昌地望的变迁

汉代以户口赋役为县域控制标准,后世地方文献所谓海昏县地域范围之说,不过是以析置的新县为判断,并不能代表西汉海昏县的实际境域.以考古发现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城邑遗址为坐标,结合汉晋六朝时期的有关文献,可以得知,汉代海昏县的境域主要在缭水流域,并因上游人户增加而析置建昌、新吴等县,范围仍局限于缭水中下游区域,直至南朝刘宋时期并入建昌县.同时,从东汉建昌县到隋唐建昌县的沿革,可以发现其县治的迁移是沿着缭水上游到中游最后稳定在缭水与修水下游区域,其地理范围则从缭水流域一度扩张至修水流域,使得海昏历史文化辐射到今赣西北广大地区.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

文章以走马楼西汉简为研究对象，从长沙王国、侯国以及属县三个层面对长沙国的职官设置及其职能进行初步考察，并就各种职官的职掌、配置以及隶属关系等问题分别予以论述。长沙王国主要以相府、内史府、中尉府三府主事。长沙相在郡守之上，主在辅王。内史主治民，其职权所涉范围甚广。中尉主治安，督盗贼。侯国如便侯、叶侯、都梁侯，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可相印证。属县的吏员设置丰富，如临湘县就设有令、丞、尉、左尉、掾、主治计、计丞、令史、狱史、尉史、佐、校长、亭长、狱门啬夫、求盗、牢监等。此外，对新见职官名择要作考证，如具狱狱史、主系啬夫等。     

招贤纳士的呼唤:汉初侯国赋探赜——兼论汉赋的社会功能

汉初侯国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主题 :招贤纳士的呼唤。诸侯王为了自己的目的 ,首先通过赋发出这种呼唤 ,侯国文士与之呼应 ,在赋作中也传达了这样的声音。本文对这些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 ,研究其异同 ,并分析文士发出这种呼唤和当时社会接受这种呼唤的原因。文章还探讨了汉赋的社会功能———充当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 ,揭示其承载社会主导呼声的文体规定     

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

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的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在给立功将士的赏赐中。政府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戍边军人家属受到优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汉军功爵制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优抚措施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别,反映了西汉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古代社会世卿世禄的贵族官僚体制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随之登场的是在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建立功勋的军功集团。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灭秦后建立的西汉帝国前期。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略论汉初政治舞台上的儒者

儒者在汉初政治舞台上并非十分显赫,不大为人所注意。不过,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也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现象;汉初儒者、特别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儒者的活动,无疑为独尊儒术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所以,对于汉初儒者的活动及其作用,不应忽视。笔者拟将从四个方面,对此略加论述,旨在抛砖引玉,祈不吝指教！ 一、儒者是怎样登上 汉初政治舞台的? 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几乎马不停蹄地又继续东征西讨,翦灭异姓,大封同姓。然而,尽管刘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感到政局不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直到他的晚年,还慨然疾呼:“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说明,取得政权的西汉统治者面临着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如何治理天下?     

项羽入关后“弱刘”战略疑点考证

项羽入关后施行削弱刘邦的战略,通过迫其称臣、迁其汉中、削其军队等一系列举措,极力压缩刘邦战略发展空间,楚汉双方因此得以维持一年多的相对和平。而随着项羽东归,失去武力护佑的"弱刘"战略,最终因民心向背而为刘邦破解。考证项羽集团所推行的"弱刘"战略,还有助于厘清相对模糊的历史细节,比如鸿门宴事件中,项伯应是衔命谈判的使者而非告密者,刘邦受封后即赴南郑就国,并非于四月和诸侯一起罢兵戏下。     

"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

两汉边防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汉是积极的扩张,东汉则消极退让,西汉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移民实边,东汉则是不断地内徙边民,东汉以后北方民族问题实肇因于此.究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国家政治一改西汉的文武并重为尚文轻武,地方长吏在理论上虽然有戒备边防、教民以战的责任,但在实际上不懂军事、更轻视军事,法定的军事训练任务名存实亡、吏民军事素质低下,军功更丧失其激励效用,既无西汉向北"扩张"的意识,也无"扩张"能力,而只能内徙边民.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查阅中国史书,我国县制始于春秋,当时县与郡同级,县的出现略早于郡.战国中后期,由于郡的拓展与发展,人口增多,生产力水平提高,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郡内设若干县.秦统一六国后,全国建立郡县制,初始36郡,后增至48郡.汉代高祖刘邦将全国54个郡中的30个郡分封给9个刘姓子弟,直归西汉王朝中央统治的只有5个郡.     

西汉时期的梁国、梁王考

西汉时期,梁国是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梁处在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与东方的交通要道上,是咽喉之地,也是维护西汉王朝的屏障.西汉王朝十分重视梁王的人选,每一朝皇帝,总是把自己最信任的宠子或宠弟分封在梁.西汉梁国兴衰是西汉王朝专制主义皇权发展强化的晴雨表.     

陈平避祸

陈平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建立西汉后,他曾官至丞相。在陈平投奔刘邦之前,有一次,他到一个荒凉的渡口乘船渡河。撑船的船家见他衣饰华美,且一人独行,猜测他一定是个逃亡的将领,     

西周早期周王室对“南国”的战略部署初探

"南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物产丰富,对西周政权具有着重要的经济、军事意义。为经略"南国",西周早期王室即在汉淮平原交叉设置同姓异姓诸侯国,建立严密的军事屏障。以曾、噩为代表的各诸侯国则在防范淮夷、拱卫周疆,维护南方铜锡之道通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远离王室的南疆侯国,西周天子则通过严控军权、设置监官等方式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人才与事业成败──刘邦用人特点浅析

秦朝末年，刘邦异军突起，力挫劲敌，重建一统王朝，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当的人才政策。刘邦用人特点表现在八个方面，即对人才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善于发现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用人不疑，任人唯贤，论功行赏，善纳志言且知错必改，有大度的胸怀。但刘邦用武力剪除异姓王，大封同姓王亦是其人才政策的失误。     

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由“武庚之乱”所引起的周代国家形态之变化

周初国家形态原也与夏、商两代相似,即以血缘族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武庚之乱”引起了周族统治者对这一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思,从而采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方面将殷族及其联盟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集团力量,是为“迁徙殷族遗民”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周民族的血缘关系尽量放大,然后分散到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周族的血脉,是为“同姓同宗分封”政策。这两项措施的结果便是封国内出现了地缘管理,而这种地缘管理又被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同宗血缘管理之下。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典型模式。     

商代“分封”说质疑

关于商代有无“分封”,这在史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商代的所谓“侯国”,是商王朝对其四周“方国”进行武力征服的直接产物,名副其实的称谓应是“服国”,它同西周王朝在对其四周进行武力征服之后通过“分封”的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封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分封实始自西周,商代并无分封之事。一、西周的“分封”与“封国”分封一词,源于《左传》定公四年的“分鲁公以……,封于少(?)之墟。分康叔以……,封于殷墟。分唐叔以……,封于夏墟”,指的是周初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如细加区分,分封一词的“分”字,是说受封的诸侯国是由西周中央王朝分出去的(即派生出去的),强调的是诸侯国对周王室的隶属关系;封建一词中的“建”字,是说由周王室派出的受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