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视域：冯友兰的“二史”合论——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当下的若干困惑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作品,哲学味道浓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以中释中”更多的是勾起美好的回忆,无法指引中国哲学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道路。“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海阔天空我自飞”,我们尽可以挥洒自己的笔墨,描绘出多彩的中国哲学史画面。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综述简

2013年4月20至21日,中国哲学史学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成功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各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的一百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80篇。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创新、中国哲学史具体问题等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从多方面将中国哲学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一个较佳选择

无论从哲学的普遍性还是哲学的特殊性出发,中国都有哲学,这就产生了一个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问题.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上半叶才有了自觉形态的不同书写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史书写的唯一参照,人们接受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中国哲学史变成了两个对子斗争的历史.1980年代以后,开发螺旋结构颇为时髦.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当下还是“乱花迷眼”,但“海阅天空各自飞”的多元化态势不可逆转.在多维度的书写方式中,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该是较佳选择.在这方面,杜维明对儒学的研究和表达可能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从一定意义上说,视域决定了原典的意义,以现代视域研究传统原典符合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     

学术传真

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三种模式周德丰、陆信礼在 2 0 0 4年 8月 1 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 ,2 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大致存在如下三种模式 :一是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该模式是 2 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最早的研究模式。其显著特点是基本延用传统的治学观念和方法治学 ,其代表人物有陈黼宸、陈汉章、马叙伦和钟泰。二是“西方化”的研究模式。其突出特色是“以西释中”,即参照借鉴西方学者研究哲学的观念和方法 ,运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和模式来整理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料 ,其代表人物为胡适。三是“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其特色是不反对参…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

就“书写”本身而言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 :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方面 ,应当实现从“外在化”向“内在化”的转化 ;在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 ,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殊相与共相的联结。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意识可以概括为“双向互动 ,层级累进” ,即在“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史具体内容的理解与确立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等构成“诠释圆环”的双方之间不断展开双回向的互诠互释、互融互汇 ,以使被不断书写的中国哲学史累积性地逐渐迈上新的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