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卡姆心灵语言理论中的直觉行为语义学

在奥卡姆的认知理论中,对个体事物的直接经验把握如何与概念性的思想相关联是一个重要问题。就直觉是心灵的真实性质而言,它也是一种心灵表征;同时,由于直觉可以作为心灵命题的主词或谓词,并且可以在此心灵命题中指代某物,因此,对奥卡姆而言,这一表征就是一种指号。根据奥卡姆关于意谓的一般理论,范畴指号被认为首先意谓它们所真实关联之物,除了这种首要意谓,“暗含”词项同时具有次意谓,因为它们间接指称某些事物。直觉行为要么作为一个心灵命题的主词或谓词单独发生,要么附属于一个概念而形成复合心灵表达式,这个复合心灵表达式同样能够作为心灵命题的主词或谓词。在这两种情况下,直觉行为都是通过纯粹的非概念方式来指派其单称指称物。奥卡姆这种特殊的基础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这些直觉认知被看作是指号,并且可以在心灵命题中发生。     

论悖论性语句与真值承担者

悖论性语句是具有悖论性质的语句,特点是从其真可以推出其为假,从其假可以推出其为真;陈述是陈述句所表达的内容,有一个陈述句就有一个陈述;命题是反映对象事实的思维形式,特点是要么真要么假。悖论性语句构成了陈述与命题的区别之所在。真值承担者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任一对象,如果是真值承担者,则它必须(i)′必须或者真或者假,不能既不真又不假;(ii)′必须或者不真或者不假,不能既真又假。悖论性语句不能符合真值承担者条件,因而陈述不能作为真值承担者;命题符合该条件,是真正的真值承担者。     

扬弃悖论命题的方法和标准

要合理解决悖论,首先要区别思想中三种不同的逻辑否定词:同指否定词并非();异指否定词非(′);兼指否定词不只是()。其次,要区分思想中四种不同矛盾命题:逻辑矛盾命题;辩证矛盾命题;怪论矛盾命题;悖论矛盾命题。它们具有辩证矛盾命题的语义内容,却具有逻辑矛盾命题的语法表达形式。再次,要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悖论的标准。罗素指出的解决悖论的三个必要条件,可作为令人满意解决悖论的共同标准。近百年来解决悖论诸种方案可分为(1)特设性排除悖论方案;(2)特设性容纳悖论方案;(3)非特设性扬弃悖论方案三大类。按罗素提出的三个标准,解决悖论方案(1)和(2)是不能令人满意的,(3)是令人满意的。     

禁止使用自指代命题——说谎者悖论的排除和哥德尔定理的讨论

应把“自指代命题”从“自指命题”中区分出来,前者违反同一律,作代换还可能违反矛盾律,因此禁止使用自指代命题。对内容不明的自指命题作真假对错的评判,不可能给出确定的结论,但也不会出现矛盾。说谎者悖论是一个佯悖。它被称为悖论,是因为推理者混淆了思维的层次,构造了自指代命题并进行代换才导致矛盾。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所构造的自指代命题的可证性存在矛盾的双重标准,定理的证法中共用了矛盾的双重标准,其结论值得商榷。结论中的“不可判定”命题,现在有三种不同的错误解释:是非不可分辨的命题(三值)、是非可分辨但不确定的命题(二值)、除自指代命题之外的是非都不可证的其他命题,它们都不是哥德尔的证法所支持的结论。它导致“真理丧失说”和“数学丧失了确定性”缺乏依据。     

试论狭义悖论的产生和消除

<正> 有的同志说:“虽然悖论不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则而使然,但它确确实实是以逻辑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悖论是一种不能用普通的逻辑方法加以消除的逻辑矛盾。”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因为,有些悖论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律产生的,也是可以用普通的逻辑方法加以消除的,如狭义悖论。一、狭义悖论的存在条件这里所讲的狭义悖论是指下列情况: 1.“一命题B,如果承认B,可推得B(非B),反之,如果承认B,又可推得B,称命题B为一悖论。”     

百分比量化逻辑初探

传统逻辑和标准量化逻辑在分析自然语言命题时,只使用全称和存在两种量词,把自然语言中的非全称的量化命题都当作存在命题来处理,然而在自然语言中除了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外,还有复量词、百分比量词等。自然语言中许多根据复量词和百分比量词的逻辑意义而进行的直观上正确的推理在传统逻辑和标准量化逻辑中都是无效的。显然,复量词和百分比量词不能当作存在量词来处理,它们有着不同的逻辑意义。     

对现行形式逻辑中条件命题的讨论

从语言上看,条件命题等非纯真值复合命题与蕴涵命题等纯真值复合命题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但从逻辑语义上看,它们所指谓的客观事件的逻辑结构却根本不同.蕴涵命题等纯真值复合命题的整个命题的真值依赖于基础命题的真值,它是数理逻辑的理论基础;条件命题等非纯真值复合命题的整个命题的真值无需依据基础命题的真值即可确定,它是真正的逻辑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如果无视二者的本质区别,将其混淆使用,会导致数不清的逻辑问题.     

假设的哲学——用假设和集合论研究哲学的方法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是哲学的一个部分呢?还是全部?在逻辑的基础上,运用假设和集合论是研究哲学的一种方法,正如数学是建立在假设和逻辑之上的一样。假设1:一切论都建立在假设之上。假设2:任何概念都有论域。运用假设和集合论的方法,应该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些概念:(1)任何两个概念仅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同。(2)任何命题仅在一定的条件下为真。(3)运用假设2可以在概念上解决悖论,悖论是由于论域不清造成的。     

悖论的语言结构:递归否定

悖论是逻辑学、基础数学、哲学、语言学中的重要问题,从根本上看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因此仅仅从人工语言的角度来认识悖论是不充分的,因为人工语言不能解决元语言这一根本问题。自然语言是最根本的元语言,悖论更需要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来认识,尤其是从自然语言结构的递归性来认识。通常把悖论分成逻辑悖论(集合悖论)和语义悖论两大类,但这种分类界限并不严格。实际上这两类悖论从语言生成的角度看都具有递归否定的特点,因此可以用递归否定这一语言结构性质来统一语法悖论和语义悖论。罗素的类型论和塔尔斯基语义理论主要涉及产生悖论的层阶性质,不能概括悖论的递归否定性质。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都是从有限规则和有限符号到无限句子的系统,不可能避免层阶循环或递归,因此悖论的消除不可能通过类型论或元语言层阶来解决,考虑递归否定的性质是消除悖论的一个途径。     

自然语言视角下戴维森语义学理论研究

戴维森在塔斯基语言真理论框架下提出针对自然语言意义的理论,主张意义和真值条件紧密相关,意义组合性为真值条件组合性。这一理论体现了塔斯基理论应用到意义的价值,展现了真值条件如何衍生于句子结构、清晰表达出意义理论应实现的条件;此外,对经验真理论的分析和阐释表明人类自身的语义能力可使我们判断语义理论是否具有给定语句的真值条件。尽管戴维森语义理论具有上述优点,对自然语言语义理解起到巨大贡献,但是其理论在真值条件充要性、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缺陷、词语语义属性解释和对语句逻辑形式和个体词的明确区分等四个方面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文学的地域性与气候（物候）的差异性有密切关系。中国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使中国古典诗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景观、地域色彩和地域风格。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真理”与法兰西近代国家——以路易九世法律形象建构为中心

中世纪法国圣徒国王路易九世的法律形象以追求“真理”为主，其实质是将基督教理想移植到世俗王国的统治并用以规范法律实践。圣路易超越法条主义的法官形象背后，蕴含着中世纪神学家和法学家对司法中如何认识真相的思索。国王统治所需履行的宗教义务让世俗政权得以借用教会的“真理意识形态”，吸收罗马—教会法的资源，以调查和习惯法改造等手段改革法律秩序。圣路易时代的法国，法律制度迅猛发展，而他在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标志着“真理”与王国治理的结合，奠定了法兰西近代国家的精神和制度框架。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虽说西方哲学在各个时期都为主流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后者也常为前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就曾为西方哲学输送了新思路。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吸取了西方的体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为体验哲学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例如“隐喻认知论”、“图式范畴论”、“SOS理解模型”、“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识解观”、“概念整合论”、“认知过程”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纵深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     

自然主义视角下的海德格尔意义观——兼论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视域差异

塞尔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现象学犯了视角主义的错误，并将其困境解读为“现象学的幻象”，认为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这种幻象的典型。塞尔的这个解读没有足够注意海德格尔有关语言意义与存在意义的区分。从自然主义视野看，海德格尔将语言意义追溯至存在意义的做法看起来预设了意义的存在，并且陷入了某种循环之中。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借此循环进一步揭示出意义的时间性结构。反之，通过考察自然主义意义观的基本思路可以发现，意义与真之间也存在某种循环定义或论证的关系。自然主义者没有看到现象学思考的着力点正是此意义与真的相互交织处。与自然主义被动地陷入“循环-定义”不同，现象学主动地接受并展示这个“循环-结构”自身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此意义结构的一个生动展示。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     

中世纪两种语义学及其现代重建

以西班牙的彼得为代表的实在论语义学和以布里丹为代表的唯名论语义学代表了中世纪逻辑领域两种不同的完整语义学。然而,它们在语义学上的不同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而在于建构语义学的方法与思路,即范式。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逻辑策略消除实在论语义学中不必要的本体论承诺,从而在逻辑学领域实现两者的部分融合|唯名论语义理论因之可以通过副词化的手段从实在论语义学中获得。而对两种语义学合理的现代重建,既可表明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区别,又可表明唯名论语义学如何用纯粹自然逻辑的方式恰当地表达现代逻辑标准量词理论。     

对理性从坚定到怀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前后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理性的认识经历了从坚定到怀疑的转变过程，“物质利益难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前，马克思肯定理性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作用，强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接受理性的规制，以满足理性的标准与要求，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主张实现哲学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马克思在肯定理性本原性地位及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密切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由此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后，马克思头脑中固有的理性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冲击，他开始对从前的理性产生怀疑，并诱发了其对理性的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并不是阻滞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帮助他开启和建构自身独立思想体系的“垫脚石”。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