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NGO扶贫服务的障碍及其解决——兼论公共服务采购的限度与取向

政府购买NGO扶贫服务作为我国当前扶贫机制创新的重要尝试,对消解开发式扶贫弊端具有特殊意义.而基于实践观察,当前该制度在推行中普遍存在模式不契合、合作惯性、非均衡性发展及能力建设滞后障碍.深入剖析其问题,反映出合意的扶贫服务社会化需具备理性取向与有效条件,尤其是实现竞争、激励、互动与制衡、合同治理四大机制的有效整合.据此,化解我国扶贫服务社会化之种种困境,重在培育竞争性市场结构、强化政府合同治理能力与NGO专业能力,以及构建互动与激励机制,从而最终促成一个具有弹性磋商空间的制衡格局.     

社会工作机构的类型与发展研究——以甘肃省社会工作机构为例

文章分析了甘肃省社会工作机构的三种类型,即公益基金会支持型、政府与企业合作服务型和政府购买服务型的社会工作机构。公益基金会支持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面窄但服务深度广;政府与企业合作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于政府指定的养老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面广但深度不够,主要提供普及型服务。社会工作机构行动目标越接近资方目标,越容易获得资源,不同服务项目的运作机制不同。文章认为,未来应建立健全政府购买软服务的公共制度,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品质。     

购买服务中的合谋:科层制逻辑对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影响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各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来完成职能转移、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也逐渐成为共识,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也就成为了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讨论了N市在购买服务中的创新实践,反映购买服务初次探索中形成的街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超管家关系",以及在第二次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区民政局试图通过公益创投的形式,来引入具有市场逻辑特征的招标与契约管理以达到服务目标,但却需要面对合谋所带来的问题。实践表明,在社会服务购买中所倡导的严格合同管理及强调绩效等市场逻辑的背后,科层制逻辑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市场逻辑与科层制逻辑不仅相互碰撞冲突,也交织互容,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治理更应从加强合同管理能力,构建良好合作及共治网络的角度来考虑。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内地与香港的三维比较

残疾人社会福利是中国内地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到适度普惠型制度的重点之一。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包含三个维度即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和残疾人社会福利服务。本项研究以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安排三个维度为分析单位,使用内容分析的方式来剖析内地与香港的残疾人社会福利。研究发现,内地残疾人社会福利正在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型,而香港实施的是普惠型。两地残疾人社会福利具有三个维度的异同:(1)社会福利政策维度:内地和香港的政策框架基本相似,但内地缺乏操作性的政策。(2)社会福利机构维度:香港机构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机构管理水平也高于内地。(3)社会福利服务维度:香港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其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在服务类型、内容、人力资源等方面领先于内地。综上所述,中国内地残疾人社会福利应该在三个制度安排维度上进行改革和发展,以解决8000多万残疾人困境,提升他们的福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市场失灵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受限于诸多因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并实现公共服务的目标。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制应区分市场与政府的界限,并考虑到限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这些现实因素,确定相应的规制路径。为避免市场失灵应确定可购买的服务范围并适时调整、政府应保持两个以上竞争者并允许公共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参与竞争、允许消费者进行选择、要求信息披露并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保障房融资及其法制建设论纲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效率和安全并重”的保障房融资理念,以此为基础对保障房融资创新的制度结构进行类型化设计,在分析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以及保障房融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从融资功能与法律规制相结合的角度出发,阐释了PPP模式、企业代建与自主开发、弹性回购、债权投资计划、REITs等诸多合同管理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在保障房融资中的应用模式,以及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为保障房融资创新的模式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制进路设计了一般性的制度框架.     

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合同管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合同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合同管理过程的环节,可以将地方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划分为合同战略规划能力、合同文本管理能力、合同关系协调能力、合同监督管理能力、合同评估反馈能力五个构成要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全面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合同管理能力遇到的困境,探寻其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困境的路径。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是在养老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文章在分析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内涵及其过程的基础上,构建了绩效分析模型。该模型从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消费者感知服务质量的双元维度视角探讨了居家养老服务的测评方法。     

行政法视野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思考

近年来,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一项制度改革.在此以行政法为视角,采用中西比较的方式,阐述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契合了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行政权和公民权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国家行政向社会行政的回归,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遵循行政法的法律保留原则,要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制,以防范这一制度潜在的问题和风险.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善——以N市J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改善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创新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老龄化背景下,居家养老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仍处在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策试点和探索时期。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善治理论,在对改善和创新当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方面具有极大的理论解释力。购买行为内部化、购买程序随意化、购买力度小、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等问题是当前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购买者（政府）、承接者（服务机构）、使用者（老年人及其家庭）三个主体角度入手分析,将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及其供给机制的完善提供一个合理性视角。     

论政府规制的行政性维度

政府的行政性规制是政府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规定、行政指示以及下达指令性任务,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来管理社会,满足社会对它提出的功能需求。文章从政府规制的目的是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提出政府行政性规制必须具有一个科学的维度,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政府规制的行政基础、政府规制的行政尺度、政府规制的行政目标、政府规制的行政要求、政府规制的行政约束和政府规制的行政底线。     

政府为农民购买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研究

政府为农民购买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按其需要的重要程度和成本效益分四个层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处理,传染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信息收集和报告,农村食品卫生与环境卫生监督监测;健康教育,计划免疫,地方病预防控制;妇女保健,儿童保健;慢性病预防控制,老年保健,重点人群健康档案管理.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方式主要有:行政管理模式、三方关系的合同购买模式(Ⅰ)和四方关系的合同购买模式(Ⅱ),从资金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农民的参与程度等六个方面对三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合同购买模式(Ⅱ)优于其他两种模式.重新构建政府支付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框架,有利于改变医疗与预防保健分离的局面,实现医疗预防保健一体化.     

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因素及其分析

中国政府面临创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已从过去的全能服务和管制政府的模式中走出来,在推动性政府、规制性政府和服务性政府的模式间徘徊。如何进行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府工作流程创新,是中国管理和知识精英的历史责任。本文从历史进程、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社会力量的互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因素。     

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思考

社会组织,是指以服务大众或互惠为主要宗旨,有别于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各种正式或准组织性的组织.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当前特别需要转变观念与形成多元管理格局,加大政府资助力度与完善税收优惠制度,增强社会组织自主筹款能力与强化社会组织产权治理结构.     

中国公益型NGO法律规制研究

目前,我国公益型NGO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法律性质不清、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主体权限不明,政府干预过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因此,合理、科学的界定公益型NGO的概念,并对其从事公益诉讼、解决与政府关系和法律监管上进行法律规制,才能促进公益型NGO在我国健康、有序发展。     

社工机构的生成路径与运作困境分析

培育社会工作机构,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应对社会问题、提升治理能力、建立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的需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赋予社会工作机构合法性,给社工机构提供资源支持,推动社工机构开展服务工作。但在强政府背景下,受资源依赖、组织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政府全面介入也导致社工机构在自主性、专业性、认同性三方面出现不足。对此,需要社工机构在寻求政府支持与保持自身独立之间寻求平衡。     

机会与条件:我国NGO社会保障功能之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充分合理地发挥NGO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确立政府与NGO的合作互补关系,培育和发展具有相当运作能力、廉洁高效的NGO,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运作机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效果评估机制研究——以温州“爱心驿站”为例

随着政府管理方式、行政观念的转变,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温州政府建立服务弱势群体需要的爱心驿站平台,是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地方经验,其后续的效果评估机制是解决政府购买服务盲目性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在回顾温州政府购买爱心驿站公共服务项目效果评估实际情况基础上,重点考察温州现行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存在的阻力,并以温州爱心驿站项目为例,提出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效果评估机制改革的对策与措施。     

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政府购买服务下的合同制治理是社会服务供给治理的核心内容。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十余年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对合同制治理中涉及的科层约制与横向合作的互动进行深度讨论,解释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以社工站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变迁。合同制治理嵌入我国原有的治理体系中,从合同主体设定到服务项目发包、执行与评估,不断与原有的科层体系相调适,力图整合社区资源,激发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我国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创建。合同制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