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历史上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问题研究

主持者言:近年,"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已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人们共同关心并展开多视角探讨的热点课题。令人欣慰的是,这方面陆续涌现出一些有价值、有新意的论著,在相对多的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先秦的血缘群体与地缘组织的交融、秦汉豪民社会、隋唐士人演进、宋元明清社会控制方式转换、近代绅士与乡村秩序,等等。这些既是阶段性的学术成果,也能为现实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期荟萃编辑了"历史上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一组笔谈。希望引起学人们更多的兴趣与争鸣,为相关研究增添新成果和新助力。     

明末中原地区寨堡述论

明末战乱期间,中原各地曾有大量的寨堡修筑。这些寨堡可以根据政治倾向分为绅士寨堡和土寨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独力修筑而成,很少借助村社力量,这反映出绅民关系的疏离。后者则为"土寇"所主导,为数众多。两类寨堡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土寨最终取代绅士寨堡,在中原地区确立了血腥的土寨秩序。土寨秩序的形成同样可以归因于绅民关系的疏离。明末中原寨堡是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演变的结果,是我们理解明清中原社会的一个难得的视角。     

乡绅、地方教育组织与公共事务--以明清江西吉安府为中心

明清时期,地方乡绅往往特别关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设,热衷于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在办理各种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吉安府乡绅创建了形式多样的,以乡绅为主导的民间组织.由于吉安地区人文昌盛,儒学教育极为发达,各类地方教育组织往往演变成为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中心.明中叶前后,吉安府的书院与讲会,清中叶以后吉安各地的文会与宾兴会,都不仅具有儒学教育的功能,而且与乡绅阶层的"化乡活动"密切相关,成为乡绅参与地方政务、进行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基层社会管理的儒学化趋势.     

自然、文化与权力——明清时期闽粤赣边乡村风水研究

风水既是一种文化,一种自然观;也是一种角逐权力的工具.明清时期,闽粤赣边风水十分兴盛,其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处在当时全国的前列.在自然生态意义上,风水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居住环境的舒适和安全,表达着人类"诗意的栖居"的愿望,是一种讲安全、求生存、谋发展的模式.在社会生态意义上,经过族老乡绅的诠释和装饰,风水化约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给人以心理慰藉,从精神上激励人们奋斗.风水也被当作一种与外族争占生存资源的工具,在地方社会中,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力量.     

西欧富裕农民—乡绅阶级形成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兼与明清绅衿阶层比较

15、1 6世纪以来 ,乡绅或士绅分别在英国和中国形成和崛起 ,或许基于这一原因 ,中西学者习惯将 Gentry与士绅对译。其实 ,无论形成的背景与途径 ,抑或社会性格与前途 ,二者几无相通之处。英国中世纪晚期以农村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富裕农民兴起为基础 ,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上层农民与一部分骑士和乡绅融合 ,形成农村的“第三等级”,他们既有一定的经济地位 ,又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是现代农业的发起人 ,是迈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载体。实际上 ,新兴的乡绅阶级就是农业资本家或农业资本家前身。明清之际的中国乡绅主要依赖于专制皇权和功名科举 ,是封建特权身份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种特定表现 ,而与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无涉。     

汉文西书新史料的发现及整理与重写学术史

在汉文化圈中所谓的"西学",大致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用中文介绍的西方学问;二是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本文主要叙述近百年来关于明清之际汉文西书新史料发现与整理的实况,并就整理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作简要的评论,提出作者关于如何进行明清之际汉文西书整理的粗浅看法,进而从学术史编纂的角度,提示了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对于重写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意义。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论晚清民国的岭南宾兴组织与基层秩序——基于广西玉林地区的历史考察

清末民初,广西玉林州及其"五属"地区,地方乡绅先后建起10多间宾兴馆。作为近代民间"自组织"机构,这些兴宾馆有效促进了转型时期岭南文教事业的新发展。在助学助教之外,宾兴馆更是岭南乡绅重新分割基层权力、新移民群体实现"落藉"起家、地方官员重建官民纽带以及宗族势力重新集结的理想平台。伴随这一组织而设计安排的基层秩序,因宾兴管理的区域性差异,结果适成正反两例——安然有之,动乱亦有之,宾兴组织堪为近代岭南基层的活跃因子。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文章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引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阐发大唐盛世丝路贸易的繁盛.特别处于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商品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对其作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国际市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转贸易所呈现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转型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其突破点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有着极大的内在动力,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这种"暗箱操作"一方面使得农用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权益被第三方侵占。最近施行的《物权法》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管制但依然难以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于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民族自治县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要求,也是其自身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战略任务是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及文化产业是崭新的任务.其基本途径是突出自身特色,通过合作构建自主创新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掘农业生产潜力,并行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施管理制度创新等.     

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