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祭祀五色帝初探

战国时代的秦国,统一中国后的秦王朝和西汉王朝在雍地祭祀五色帝,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事。何谓五色帝?为什么要祭祀五色帝?祭祀五色帝反映了什么问题?起了什么历史作用?这些问题至今未得到明确的答案。本文企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谈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起因探析——以“贡女”问题为中心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方式是高丽对元代贡女制度的延续。明初朱元璋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提出和亲外交方案;明永乐时期,永乐帝改变洪武帝朱元璋＂做亲不成＂的不利外交策略为有利的贡女制度,即永乐帝以宗主国皇帝的身份向藩属国朝鲜要求贡女补充后宫。贡女事件的起因和发展都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既是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和亲外交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

以前人们常提到明代的"仁宣之治",实则不确。仁宗只在位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宣宗在位10年,其相对太平也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永乐时"赋入盈羡",国力强盛,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编纂了《永乐大典》,大规模营建并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使大运河的漕运能力由每年不到50万石提高到500余万石,大工迭兴而国力不绌,外国贡使来华者"络绎于道",一片盛世景象。由于永乐帝是通过武力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指责为"篡逆",故不愿承认永乐盛世的史实。今应如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永乐盛世和宣德时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     

《古今小说》与冯梦龙的创作——从语言特征方面进行探讨

《三言》所收120篇作品,各自写成于什么时代?其中有没有冯梦龙的创作?如果有,是哪些卷?关于这些问题,过去主要是从文学角度进行了很多论述。但大都是以王朝的名称或年号、地名等为根据的,因此多不能被认为是有说服力的。如果把王朝名称、年号、地名等作为根据的话,只有在断定哪些作品是明人之作或是明代人所加工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因为,如果明人摹仿宋元时代的年号、地名等,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宋元人要摹仿明代的作品,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极平常的道理。 把明人摹仿宋元话本创作的小说称作“拟话本”,假如这样考虑,为了“拟”宋元话本,那么首先就必须“拟”王朝的名称和年号等。而且这也是最容易拟的地方。严敦易根据“故     

明代东厂新证三说

督东厂官校缉事,是明代宦官掌握的一项重要权力.一般认为,宦官刺事始于永乐朝.事实上,太祖朱元璋已开始用宦官刺察外事.成祖朱棣夺位后,营建北京,始正式建立东厂.正统以前,东厂"行事权"尚有限.景泰帝代位后,大大强化了这一权力.而复辟的天顺朝,却是锦衣卫权势大张的时期.成化初年,再命内臣领校尉缉事,东厂始为定制.     

论张衡人生哲学的特色——兼论儒道互补

张衡一生的主要活动时期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末年,这是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从和帝重用宦官郑众诛灭外戚邓氏起,东汉王朝出现了宦官、外戚相互倾轧、交替掌权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在日益激化,虽然这种矛盾     

明朝伊藩王世系补正

明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封第廿五子朱(木彝)为伊王,至永乐六年就藩洛阳。明代后期,神宗朱翊钧又封其子朱常洵为福王,至万历四十二年就藩洛阳。两代藩王所营宫室“崇台连城,拟帝阙”。但历经沧桑,王宫建筑多不复存,惟伊王府宫城南门之三座砖砌门洞尚在,即今洛阳老城西大街旧府洞。福王之藩洛阳,在伊王府的基础     

收藏里的“教养”

对于收藏者来说，他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或汉代的陶罐，或唐代的三彩；他拥有的是一部分汉代或唐代的文化。这才是收藏者弓1以为傲的。不管你是抱着什么目的搞收藏，伴随着收藏，你的历史文化知识一定会在提高。我见过的古玩商，中国历史年表背得利落着呢。明代的十七帝是“洪建永洪宣；正景天；成弘正嘉隆；万泰天崇”。清十二帝是“天天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宣”。     

主持人的话

14世纪中叶的元明易代,究竟给后世中国文化带来什么影响?这一"王朝革命"是朱元璋(宋濂代笔)《谕中原檄》所谓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吗?几十年以前学界就在讨论。举三个例子:1938年,中国学者蒙思明在《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说,明代取     

论明代的海禁

明代实行海禁,这在以前历代王朝是不曾有过的。它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明代海禁的原因、实施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帝字新解与帝之原型和演变

探讨商代帝的原型可以从其字形入手。古今学者视帝字为形声字、会意字或象花蒂之形、草人之形诸种观点均有可商榷之处。帝之字形象身穿华服头戴冠帽之人 ,本义不是谛、蒂、天帝、或者草人 ,而是人帝。帝神之原型是商人的远祖帝喾 ,随着商族的繁衍壮大和商王朝的建立 ,帝的信仰群体扩大 ,神权职能增加。帝有三次角色转换 :人———商族的祖先和首领 ,变为人神———商族的祖先神 ,再变而为上帝———商代的至上神。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关于明初胡藍之獄的分析

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有较多的人同意以明代为一关键时期。为什么明代经济会有这样迅速进展呢?自然,这应归功于元末农民大起义对于解放生产力所起的重大作用。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虽打击了封建统治,可是并不可能改变封建制度,而且旧的地主虽被打垮,而新的地主却又不断产生出来。那末,在这情况下,如何巩固农民革命的成果,让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研究新王朝统治集团的某些活动,藉以考见农民战争是怎些推动历史的前进。关于明初     

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

考察孔子同时或以前的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春秋以前的舜帝传说情况,主要是:至迟在西周穆王时已有人谈论舜帝,而舜帝传说其实在周武王时已经兴盛,而且此前还隐约可考,它与舜裔的势力兴衰和世系的详略成正比关系;虞幕是有虞氏之祖,应是颛顼之后,舜帝后裔自认黄帝为高祖的铭文可作确证;舜帝已是明德圣君形象,受三代王朝尊崇,禅让说和逼篡说都未出现,但禅让说更符合传说的原貌;九疑山舜陵在春秋时已经存在,其形制为楚章华台所仿照,与《山海经》和马王堆地图相合。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论解缙的文化传播媒介创构思想与《永乐大典》的编辑传播特色

永乐帝时期在文化建设方面,由著名编辑家解缙主编的<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同时也是世界编辑传播史上一项宏大的图书编辑工程和文化传播媒介创构活动,解缙在<永乐大典>文化传播媒介创构实践中,"刊定凡例,删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罗隐括,纤悉靡遗".<永乐大典>是在解缙主编的<文献大成>的基础上增辑了有关"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重编而成的,文化传播媒介的创构与编辑传播信息的扩充增殖呈现出了显著的互动性传播关系.<永乐大典>的编辑传播特色一是把类书编纂创构成为一种具有百科全书意义的传播媒介和编辑文化形态;二是旁搜博采的编辑和汇聚众多群书,使其成为中国15世纪初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三是别具一格的装帧设计体现了高超的编辑传播艺术.这三个编辑传播特色使<永乐大典>生发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品牌和具有较高编辑品位的文化传播媒介,以至于后人在不断的研究和品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永乐大典>为研究主题的文化传播链,可称之为"永乐大典学".     

非洲的号角已经吹响 ———读《中国的非洲:中国正在征服黑色大陆》有感

1421年2月2日这一天,大明帝国的皇帝永乐在北京这座都城接见了2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首领和社会贤达,这些人分别来自那个时候已经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亚洲、阿拉伯以及非洲等地区。后来,永乐大帝委派他所极为信任的宦官郑和担任一艘据说船长130多米的宝船的船长,并由他带领这支中国的船队远行,将这些远方来朝的客人送回他们的故乡。这显示出一种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同时也在彰显着那个时代这个帝国的强盛与自信。     

明末爱国诗人屈大均

引言在中国历史上,晋代有汉民族和匈奴鮮卑羯氐羌的斗争,宋代有汉民族和女真族,蒙古族的斗争,明代有汉民族和满族的斗争。这些和汉民族斗争的民族,到了现在,都已成为兄弟民族了,彼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历史上所谓民族矛盾,到现在已不复存在了。过去封建统治王朝,如汉武帝隋煬帝也曾发动侵略少数民族的战争,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损害,可是汉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对这些侵略性的战争,不但不会支持,     

帝、天关系的演变

从异源到合一,是帝、天关系演变的基本线索.帝之原型是商人的祖先帝喾,天之原型是周人的祖先天鼋,二者的演变轨迹相同,都由氏族祖先神变为华夏至上神.帝、天的本质共性是:皆原始父家长权威在神界的延伸和升华,也是远古部族英雄崇拜的投射和提升.周代帝、天融合,但帝、天的融合并非在西周立国之初突然发生,而是自商王朝鼎盛之时小邦周对大国商的文化歆羡和文化认同的历史积淀.     

明代鄂西土司贡马制探析

明朝定鼎南京后,鄂西土司陆续表示臣服,积极前往贡马。考察鄂西土司贡马的频率和规模,以嘉靖四年、二十二年为节点,可分为三个特征迥异的阶段。贡马不仅仅是土司履行义务的载体,更是土司开展文化交流和赎罪的工具。嘉靖帝令土司贡马"易银储库"后,贡马数量骤减,也反映明代马政发生显著变化。鄂西土司的贡马未能发展成为"茶马互市"制度或朝贡贸易,原因在于其政治意义远高于经济意义。贡马不仅彰显明朝对鄂西土司的"羁縻"性质,更是中央王朝与鄂西土司互动的媒介,是明朝在武陵山区构建有效统治秩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