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

永嘉年间,由于西晋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弱,胡族乘机掀起了反晋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豪族也发生分化,他们的势力持续膨胀,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深.进入十六国时期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期间,地方豪族势力始终游离于胡族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外,造成了北方政局的长期动荡.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试论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

东汉豪强地主,史书往往称之为“大姓”、“著姓”和“名族”,因此在史学界也叫做大族豪强地主。豪强地主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早在西汉后期即有很大发展。东汉时,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和农民的大量破产,豪强地主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对东汉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且与后来门阀士族有着直接的历史联系。因此,探讨一下豪强地主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了解东汉以及魏晋时期的历史都是很有意义的。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汉唐金城、西平麴氏研究

金城、西平麴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闷避难湟中,改姓麴氏,麴氏形成.东汉末,麴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麴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麴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麴氏随沮渠氏人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麴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麴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麴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河北大族与东魏建立新论

孝文帝改革使河北大族在朝廷和地方乡里的权势地位得到承认和提高,河北大族由此成为北魏维持门阀统治的重要势力。六镇降户发动河北暴动,将河北大族推上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尔朱荣家族执政,对北魏皇室、胡汉门阀的政治特权构成巨大冲击。拥有雄厚部曲武装的河北大族,是孝庄帝及胡汉门阀用来对抗尔朱氏的重要势力。尔朱氏在河北扩张势力,遭到河北大族坚决反抗。无力消灭尔朱氏、高欢转向承认门阀制,是河北大族向高欢让出冀州与之联合的原因。东魏是高欢六镇豪帅与河北大族在反抗尔朱氏专权、与北魏宗室胡汉门阀较量过程中相互联合妥协的结果,其性质是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的汉化政权。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逸民论略

<正> 《易·上系辞》日:“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出仕和退隐,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基本的处世方式,两者互补,构成了他们典型的性格结构。东汉一代,社会风气有一变化,儒生士大夫一改西汉汲汲求仕的时尚,退隐之行颇受时人推崇。范晔根据这一历史现象,在《后汉书》中特辟《逸民列传》进行表彰。对东汉逸民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本文拟就其内涵、效应和形成原因,作一初步探讨。(一) 东汉儒生士大夫的退隐风尚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究其成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政局的剧烈变动。东汉是一个多事的封建王朝,自它产生到寿终正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政治的动荡之中。这是造成东汉一代退隐之风盛行不衰的基本时代背景。《后汉     

十六国时期敦煌的政治状况

公元265年司马炎重演了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篡魏建立西晋王朝,国家得到了短暂统一和安定。但是,司马氏家族是世族的代表,腐朽之极,相互争夺权利,很快又导演了“八王之乱”的丑剧,使中国重陷于混战割据的状况。这时,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中纷纷建立政权。偏远的河西也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等五个政权。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的版图,在频繁的改朝换代和豪族的左右之下,走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历程。本文试图对敦煌这段历史上的政治状况作一概述,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从河东薛氏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的发展道路

<正> 河东薛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支著名的世家大族,也是一支颇有特色的大族。虽然魏晋、隋唐时期的各种姓氏书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都把薛氏的家族渊源追溯到两汉以来的高门——兖州薛氏。但实际上河东薛氏原先不过是蜀中的一支具有浓厚少数民族风习的豪酋。在蜀汉灭亡之后,才由蜀中迁徙到了河东地区。从魏晋之交到北朝初年的百余年间,河东薛氏逐渐发展成为一文具有强大地方势力的豪强大姓,整个家族也衍化成若干枝系。其中势力最强,并对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社会产生过重大影     

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

魏晋时期的丧葬礼制多承袭汉制，但仍有不少创新，形成了晋制。“不封不树”之制，是魏晋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凶门柏历”之制盛行于两晋并传于南朝。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的变化，充分显示了魏晋之际生产关系变革的现实。除西晋文帝、武帝陵墓有陪葬墓区外，魏晋时期鲜有汉代盛行的重臣陪葬皇陵之例，东晋十一陵和豪族一样采取了聚葬的形式。门阀大族势力的膨胀，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就是分墓区抗衡皇权。     

外来文化对南越的影响

<正> 南越族是百越族的一支,因其主要活动范围在岭南而得名.它西连瓯骆,东邻闽越,北与吴楚相交,是广东地区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距今十万年前的“马坝人”,是目前发现的南越人最早的祖先.在南越,夏商时代有过众多的部落联盟,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进入了青铜时代,战国晚期已经开始使用铁器.《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南越王国是岭南越族历史上的显赫时期,尤其是在赵佗统治期间,其接受中原汉文化之迅速、全面,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之强盛,在百越族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

江南素有人才荟萃的美誉，士人对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追溯这一历史过程，起始于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经历了西汉时期的一段沉寂后，随着江南经济日渐发达，文化发展，江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成为在东汉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政治团体。在重儒之风的熏染下，江南士人的学术修养日渐加深，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有著述传世的士人多达二十余人。江南士人群体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传播，中原官吏的提携，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世家大族的出现，都是江南士人群体在东汉兴起的重要因素。     

《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汉文版)近日问世

由新疆著名哈萨克族学者、研究员、新疆史学会会长、自治区优秀专家贾合甫·米尔扎汗著,夏里甫罕·阿布达里译的《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一书的汉文版近日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无疑是新疆史学界、文化界的一件喜事。 《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一书共分十六章,前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贾那布尔特为本书写的序言,全书约 ２８万字。内容涉及到：哈萨克族族名的来源;与哈萨克族形成有关的古代各个部族的状况;哈萨克族的最后形成;哈萨克族与相邻民族特别是１８世纪以后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哈萨克族历史上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