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会计准则的变迁是一种动态的演化博弈,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会计准则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实现动态均衡的过程.基于经典博弈论的分析与现实存在着诸多矛盾,本文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对会计准则制度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会计准则的形成是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制度化的动态博弈演进过程.     

习俗元制度与农地习俗及实施机制探析

习俗元制度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并不只是存在于像希克斯所说的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前的早期的“习俗经济”,而是广泛且大量地存在于现代都市化经济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本文在习俗元制度的本质、作用及实施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农地利用中的面积计量习俗、农地市场化流转中的习俗、农地租佃中的习俗进行了探讨;同时,还分析了农地习俗制度的实施机制。     

产权来源的习俗与习俗产权考察

权利或者产权与习俗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习俗不仅是产权的来源,而且产权本身就是习俗进一步演进的结果,或者说产权是习俗的制度化.以习俗为基础的习俗产权不仅存在于习俗经济中,而且广泛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中,习俗产权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理解和完善产权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内在制度的演进机理及其当代转型

本体论意义上的制度是沿着习惯至法律理路演进的,其中的习俗、惯例等内在制度就是为了解决人们与混利博弈相关的冲突而形成的。同时,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与蝴蝶效应现象导致其演进过程中呈现三种不同效应,即局部遵同效应、整体多元化效应以及断续均衡效应。以上为探讨制度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也为实现传统内在制度的当代转型提供了基本思路。     

理性的演化——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

霍布斯“丛林世界”导致了“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 ,这种均衡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 ;对“囚徒困境”的超越需要人类形成某种规则性的博弈“共识” ,而道德与宗教都是这种“共识”的表现形式 ;相对于没有“共识”的霍布斯“丛林世界” ,由道德和宗教所带来的合作剩余就是一种效率 ,而进化则是环境对效率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 ,道德与宗教都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演进的产物 ,从而也就是演进效率和演进理性的产物。     

内在秩序的生成机制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

内在秩序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与互动博弈中自发产生的一种内在规则,并且通过人类的集体学习和模仿机制不断地延续和演进。人类社会大体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内在秩序,一种是“集体主义”的内在秩序,另一种是“个人主义”的内在秩序。“集体主义”的内在秩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往往是水平式的,是一种“集体惩罚”机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非正式约束来调节的,因而社会很难自发地型构出作为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法治社会。而“个人主义”的内在秩序昭显了个人的独立性,突出“自我意识”,整个社会结构往往是垂直式的,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契约调节的,法律的作用是明显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促生一个“法理社会”。     

试论氏族公社时期夫妻埋葬习俗的演变

本文对氏族公社时期夫妻埋葬习俗的演变以及导致这种演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夫妻埋葬习俗的演进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发展过程,而是经历了若干曲折和反复;氏族社会时期夫妻埋葬习俗的演进大致说来是同婚姻制度的演进相关联的,并且是由婚姻制度的演进直接引起的;同时,对母系氏族晚期和父系氏族早期来说,出嫁者的氏族、家族或家庭关系是夫妻埋葬习俗的关键所在。     

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人文演进"观绎论

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钱穆预言: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钱穆极为肯认的“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文明大势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应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透视钱穆全部文献而重新改写。     

计生博弈、策略行动与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以凉山彝乡生育秩序整治为例

文章基于观察和访谈形成的材料,通过构建“主体-场景-行为”分析框架,探究乡村情境中计生博弈与治理实践的逻辑机理。乡村计生博弈涉及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三类治理链主体,涵括多种机制和策略,如罚款、宣教、行政处罚、捆绑管控等规制机制,发文、参会、签责任状、考核、通报、汇报、包联、检查等执行机制,以及联盟、作假、逃藏、隐瞒、合谋等策略行为。实际上,这种互动博弈和策略行动是不同主体在乡村同构下调适角色、制度约束下变通执行和人情场面下自利权衡的外在过程。“乡政”与“村治”目标和对象的同构性、乡土人情逻辑是其生发的社会基础;不对称的权责体系、失衡的激励结构是其生发的制度环境;趋利避害的个人理性、自利化的利益权衡是其生发的内生动力。     

制度转型的文化制约: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分析

本文将规则、文化与秩序作为制度的内在结构并就制度本身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探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制度既不是如制度经济学所实际信奉的那样是通过交易费用的计算而产生出来的一种静态理论,也不是哈耶克所认为的“行为的秩序”,而是一个存在着内在动态发展轨迹并且整体或局部不断变动、演进的过程,是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的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非正式约束到正式的制度化规则的动态活动。以此而论,就为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及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社会转型赋予了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视角。     

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与民族习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对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 ,山 (林 )水(畔 )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而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 ,又使契丹人的习俗文化生发出了许多与气候特性相关的“特质”内容 ,使其更具地域性特征。     

网络民俗研究的理论逻辑和“概念性框架”

数字化传播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环境被互联网影响和重塑。互联网中勃勃新生的大量新型民俗事象，反映出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生活语境中发生了深刻衍变。这类在网上生产、传播的新民俗，虽保留了传统民俗的“种”的基因，但也反映出因社会生活内容更新、数字化传播所带来的诸多衍变，且已蜕变为栖居网络空间的“新民俗”。基于数字化时代“民俗”出现的变化，民俗学研究既要关注数字化时代社会正经历的“再习俗化”过程，聚焦网络民俗的“元问题”并作出整体性观照，展开网络民俗的多学科、系统性研究；同时也要积极跟进互联网时代生活数字化带来的民俗学概念性框架的新议题，拓展原有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推动民俗研究理论范式创新和现代民俗学学科建设。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中的文化传承方式探析

当代中国家庭正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迁———从传统的超核心亲属关系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出现;从以血亲主位、父子轴心,到以婚姻主位、夫妻轴心;从重视礼仪、习俗,到礼仪、习俗逐渐淡化;从超稳定状态,到家庭剧烈震荡。传统的中国家庭在解构中呼唤重建。但是,不管形式、结构、功能与人们观念如何变化,中国家庭的根仍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家庭是一种终极关怀性质的存在,家与“在家的感觉”融为一体,家园与生命的合一,是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文化理想,是一种早已沉淀到骨子里的“当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家庭,与中国文化之精神始终…     

社会制度变迁规律新论--唯物史观的视野

社会制度变迁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规律;社会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相统一的规律,是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变迁的普遍规律。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诸多方面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其社会制度变迁也具有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特征,从而表现出自身特殊的规律性。本文认为,社会制度变迁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规律是现代社会制度变迁的特殊规律。     

分野与融合: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建构理性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认为人可以明智地运用理性,设计并改造不合时宜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指路。演进理性认为人类理性并不完全,各种现存制度与秩序,如法律、道德、惯例、习俗等等,都不是理性预先设计之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并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发挥作用。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分野在逐步消融,融合趋势日益鲜明。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赖以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已经从对理性不加限制的建构式理性逐步进化到受认知、习俗、惯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演进式理性,演进理性正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分析范式的基础。     

关公信仰与商人精神——一种基于宗教社会学的分析

关公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都市民间信仰。在现代都市社会,关公神像不断出现在豪华的商业大厦中。商厦中的关公信仰对商界人士具有多重意义,它既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树立自我形象,也可以为商海弄潮者提供精神安慰,还能够帮助商家塑造诚信形象,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同时,关公信仰所蕴涵的经济伦理价值对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剖析关公信仰在当代的发展演进,有助于人们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伦理。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危机。传统的西方哲学只是侧重于从科学计量的角度来理解“时间”和“空间”。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具有特殊“理智”这种功能的“动物”,因而“历史”也不过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系列,由此在经济学中演化出“经济人”范式。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重新解构,回答了“真正的人性在哪里?”“人到底是如何存在的?”这一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对“人”的理解也影响了一大批现代经济学者,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演进与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语境“同一”与视角“差异”——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关系

“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 的“同一”与“差异”均表现在二者之间的“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 两方面。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时间关系”应当理解为:风格的群体性呈现流派的存在,而群体性风格的思想倾向则表现为思潮或在思潮影响下产生。整体上,文学思潮在发生学意义上是先于文学流派,而文学流派又以“风格群体”的生成过程再现了一种文学思潮发生的全部过程。文学思潮在其生成过程里,其作为承载或表征社会精神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因素,它总是或多或少与生发之时的时代的政治、经济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存在着联系。文学流派的生发及其“特异性”是与各主体之间“学养相同”、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和“个性同一性”等因素关联在一起。     

市场体制演进与企业制度变迁的互动性分析

市场体制与企业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内涵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从古典市场体制到现代市场体制 ,从古典企业到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 ,二者呈现出一种互动优化的关联性。市场体制的演进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变革、企业规模的扩大 ,优化了企业产权、组织、管理制度 ;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竞争行为 ,并要求企业组织对市场进行弥补 ;而企业制度的变迁具有限制或促进市场机制、市场功能发挥 ,甚至具有对市场替代的作用。企业制度的创新为市场体制由“古典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换奠定了微观财产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