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体”与“变”

“文之枢纽”为《文心雕龙》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是刘勰“论文”之枢纽,也即进行文学批评和文术指导的原则性纲领.其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文学创作的“体”与“变”.刘勰主张“宗经”、“辨骚”,实际上是将二者视为“体”与“变”的两个文学源头,后者甚至可以视为《文心雕龙》最深刻的论说动力所在,由此建立了一种凸显文学史意识与文学经典意识的“经——骚”文论体系.     

《知音》篇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

近一些年来．学术界对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理论性质的界定一直存有争议：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批评论,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鉴赏论．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批评论和鉴赏论。实际上,这几种理论界定都未能完整、准确地把握《知音》篇的理论底蕴。笔者认为①,刘勰的《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他的文学接受理论思想的专论,应该将刘勰的《知音》篇界定为“文学接受论”。     

《文心雕龙》“拟容取心”说与“兴”的意象论意义再讨论

刘勰《文心雕龙》论"兴"体现出试图突破前代论"兴"传统,关注文学本体规律,更加侧重于分析文学的审美特征的趋势。刘勰"拟容取心"说的意象论意义在于把握诗人、外物以及义理的内在统一,从而创造出心物交融的"意象"。刘勰论"兴",完成了对汉儒诗教比兴理论内涵的巧妙置换,并引领了这个古老的诗学范畴的审美化演进。     

"第三项"与"作者之死"的理论去向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宣告了文学研究从此告别“作品论”的古典批评,进入“文本分析”的新时代。但为了诞生真正的读者,他力主在空间上“作者”应退到舞台的一隅,其形象应不断变小;在时间上“作者”与“书写物”,不再像“父与子”的关系,而是所有“文本”都是“现在·此地的书写”。这一无限消除“作者”在“文本分析”中作用之理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乃至疑惑。日本学者田中实的“第三项”论,在承接此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明确设定“文章的客体自体”即“第三项”,弥补了“作者之死”的理论漏洞,建构了多元世界并置的“后·后现代”理论,超越了“后现代”视野下的文学批评范式。此原理以旧我的瓦解与新我的重构为旨归,为当下文学研究的混乱局面吹来了新风。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徵圣”、“宗经”论的理论及其关系

<正> 刘勰将《文心雕龙》的“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诸论,称为“文之枢纽”。五论是为文或文学理论中的关键性或纲领性的理论问题,它既是刘勰撰述《文心雕龙》所依据的原则,也是《文心雕龙》文论思想体系的“枢纽”。因此,探讨五论的理论结构,是确切把握刘勰文论思想体系和进一步研究其具体文论观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远非一篇文章所能负荷,所以我们将从理论的系统性上考虑,先对其中最重要的“原道”、“徵圣”、“宗经”三论加以讨论。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从汉人论赋到刘勰的赋论

汉人论赋的基本观念是有无“风谕”。刘勰的赋论既有继承汉人“风谕”说的一面,但又和汉人走的路子大不相同。刘勰的赋论以赋体“铺采捣文”的特点为核心,一方面要求极力对事物进行描绘,另一方面又要求体物写志,反对辞采过于淫侈。刘勰不仅注重汉赋形象描绘的特色,而且总结了汉赋的“侧附”、夸张等艺术经验,这说明他对汉赋形象描绘的重视是有意识的。刘勰的赋论虽然主要从汉赋的经验中总结出来,但却反映了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

刘勰认为文学起源于“道”。而学术界对“道”的含义多失其解。本文认为 ,刘勰所说的“道”含义先后不同 ,首段指自然之道 ,二段和三段前半指神道 ,三段后半指社会政治之道。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是 :文学起源于圣人上秉天意、下合自然创作的《六经》 ,而《六经》同时又阐发了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人伦道德的合理性。     

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理论 --民族史学的视野

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先后提出国粹"国光"论--"文化民族"论--"文化本位"论这样三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而这三个理论依然可以用"文化本位"论统一名之.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文化民族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当文化本位论最后面世,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也最终告成.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阐释孔子的“孝”论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

宋代,“人欲”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逐渐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二程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起我”理论与二程的理欲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义利、理欲、本我与超我的关系问题。二程和弗氏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浅析韦伯学说中的“正当性”

我国曾长期将韦伯的“正当性”概念理解为“合法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我国当代政治的合法性理论。实际上，韦伯学说中的“合法性”只是“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三种支配类型中法理型支配的正当性表现形式。韦伯没有将唯一的现代性支配类型——法理型支配作为一种区别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支配的异质性支配形式，相反，他将法理型支配和传统型支配共同划分在恒常性支配结构当中，强调的是卡里斯玛型支配的特殊性和必要作用。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型支配可以化解当代法理型支配造成的行政僵化危机，所以，韦伯反对让合法性成为唯一的正当性来源，他投向以法理型支配为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的是一种质疑且忧虑的目光。     

"主体间性"理论视域中的公共生活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生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领域,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时代变化相伴随的哲学主题转换中形成的"主体间性"理论,既是人类生活时代变迁的哲学思想反映,也是与其相适应的哲学主题转换的必然结果."主体间性"理论揭示了现代生活的公共本质;表达了多元共生的整体理念;体现了消解中心的平等原则.探讨主体间性理论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中国文论”研究的两个思虑方向与文论教学

近年以来,国内文论界围绕"中国文论"的学科发展现状及走向等问题多有研讨.反观其议题所指,有两个问题堪称近年国内中国文论界最主要的思虑方向:第一,有关中国文论研究的价值追问;第二,有关中国文论研究思想资源的反思.当下的"中国文论"教学,应对这两个思虑方向予以充分注意.     

历史的身体——梅洛-庞蒂对他人问题的解答

对他人问题的讨论是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一个重点。由于无法解决他人与自我之间的悖论,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未能较好地回应这一问题。梅洛-庞蒂援引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改造和修正了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他人理论。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方面,梅洛-庞蒂的他人理论具有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另一方面,他的理论又反过来重构和解构了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人权事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权内涵丰富,人权意义深远,是对邓小平人权理论的丰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强大的前进动力。     

铁凝“三垛”叙事学解读

铁凝的"三垛"蕴含着丰富的叙事策略,其别出心裁的镜像叙事,循环论时间观念的文本显现,多种叙事模式的交叉运用,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现实和人的命运的深度思考。由于独特的叙事策略的运用,铁凝的"三垛"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独特的审美风貌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创作。     

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

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此从功能的角度,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区别前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时,就必然陷入悖论.如果不能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性,就无法超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更为深层的解释学悖论.只有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理解为哲学主题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根本转换,才能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缠绕.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权力”理论

在种种文化现象中辩认权力操作的运行机制,是文化研究最为基本的着眼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在这一崭新的理论空间中具有奠基性的重大意义,而从西马到后现代主义的诸种权力学说则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其致思取向,在对权力支配与反支配之种种策略的深刻透视与辨析中,将现代社会权力问题的复杂性展露无遗,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理论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