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市舶司初探

宋朝是中国古代市舶司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目前我们对宋代市舶司还缺乏系统的了解,本文试图探讨南宋市舶机构及其官员的设置,并由此对宋代市舶司制度的成熟和衰败,以及南宋泉广贸易地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市舶机构的设置及称谓北南宋之交,各地最重要的市舶机构多在战乱中存续了下来。它们分别设在两浙路的明州、杭州等地,及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南宋时两浙路路一级市舶机构初设于杭州,绍兴二年(1132)三月移至秀州华亭县,称为两浙市舶司或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南宋初年两浙路     

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试析宋之"三路舶司"--兼论中国港口职能之分工

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主要由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两浙路的杭、明州市舶司,即所谓“三路舶司”承担的,但关于“三路舶司”的始置时间、设置原因以及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的影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本文经过分析后认为,广州市舶司的设立源于对战争的支援,是朝贡贸易的遗产;两浙市舶司的设立则是为了管理国内商人下海,标志我国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迈进;而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则源于新航线的开辟,显示了我国人民对南海区域的新认知。     

两宋市舶贸易出口税初探

<正> 继唐代海上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之后,在宋重商政策的推动下,两宋的市舶贸易尤盛于唐.这时的市舶贸易,中国方面有无出口税的问题,迄今未见认真研究.本文就此作一初步探索.一、两宋市舶贸易征出口税中国的对外海上贸易,自汉至唐,均未见中外商船在中国通商港口缴纳货物出口税的记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始置广州市舶司,对中外商船征市舶进口货物税,抽分实物,名曰抽解.接着又置杭、明二市舶司,制度同广州.关于市舶贸易是否征货物出口税,今所见最早的是广州置市舶司45年后的如下一则记载:     

试论明代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原因及其影响

福建市舶司于北宋元二年（１０８７年）设于泉州。宋元时期，泉州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福建市舶司成为当时政府最重要的财税来源。至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学术界一般认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明代福建市舶司专管琉球（今日本冲绳）朝贡贸易，而琉球到福州较泉州近；其二，明代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已经衰败。事实上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置福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不揣谫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原因及其影响作一番粗略的考察，以祈教于方家学者。一、明代福建市舶司移置泉州的历史背景明初统治者…     

元代泉州八次设省与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考

宋元鼎革之际,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主市舶蒲寿庚以泉州城降元,加速南宋政权的覆亡。蒲寿庚降元后,元世祖授他“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又授“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表明元廷十分重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元世祖征日本、占城、缅甸、爪畦和元成宗的“觇琉求”等军事行动,泉州港都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此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正>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若从贸易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①这种解释,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从法的观点来划分,分为合法贸易,即贡舶贸易,非法贸易,即商舶贸易,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解放前上海是怎样成为我国主要对外贸易中心

一 上海原为—滨海渔村。1074年(北宋熙宁7年)设上海镇,已设立了管理船舶外贸的市舶提举司。1277年(元至元14年)设立市舶司,1292年(至元29年)立县于镇。至明代中叶,市面日趋繁荣。但1553年(明嘉靖32年)连遭倭寇蹂躏,这时官民筹议筑城。清初厉行海禁,上海对外贸易又形停顿。至康熙23年(1684)部分解除海禁,上海的对内对外贸易逐步恢复发展。迄1757年(乾隆22年)以后清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实行“锁国政策”,上海对外贸易又趋衰落。清政府规定通商限于广州一口,大大限制了对外贸易。当时主要的出口物资是丝与茶,产地都远离广州。由于长途跋涉,物资沿途损耗又很大,成本增高,有人估计     

元代《市舶则法》的演变及其"官法同构"现象

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是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之日至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朝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规范"民"的效果.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元代《市舶则法》的演变及其"官法同构"现象

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是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之日至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朝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规范"民"的效果.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

<正> 长期以来,我们对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史缺乏足够的注意和研究。本文试图以明代市舶司制度演变为线索,考察由唐宋元明四代市舶司制度向清代行商制度与海关制度演变的过程。一市舶司是我国唐宋元明四代封建王朝在主要通商口岸设立的,用来检查出入海港的贸易船舶、征收关税、收购政府专买品、管理进出口货物贸易以及其它对外事务的专门机构。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

明朝的广东三十六行,它和以后清代的厂东洋行即十三行的产生及形成,有着历史的渊源联系。而关于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起源,中外学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是而未决的历史疑案。本文试就明朝广东三十六行的命名含义、行商数额及其与清初广东十三行的关系等方面作一初步探索。一明朝的海外贸易,私营的有“商舶”、“寇舶”,官营的有“贡舶”、“市舶”①。在明朝“海禁”开放以前,虽然私营的对外贸易从法定的意义上是被禁止的,但有明一代,却经常有内外私商违禁私自泛海贩易。所以,在明初,私营的对外贸易不仅存在,而且在与“海禁”政策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着。至于明朝官营的所谓“贡舶”、“市舶”的海外贸易,则实际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制度。《明史·食货志》说:“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     

明朝在澳门设立的有关职官考证

关于明朝在澳门设立的职官，文献记载缺略，且无系统，导致今天学者认识模糊。本文在大量文献的钩稽中进行较系统的考证，对于明代设在澳门及香山地区的提调、备倭、巡缉、海道副使、海防同知、关闸把总、前山参将及市舶提举等职的职能、驻地等作了一完整表述     

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新论

在有关明代海外贸易的论述中,人们往往提到广东三十六行。这条史料主要来自于周玄(日韦)的《泾林续记》,其载述如下: “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咽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     

对外贸易发展质量省际比较与提升路径选择——基于福建与广东、江苏、浙江比较

通过构建对外贸易发展质量指标体系,从贸易规模、贸易主体、贸易市场结构、贸易商品结构、贸易优势、贸易方式等多指标维度,应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与广东、江苏、浙江等外贸强省相比,福建对外贸易发展质量仍有较大差距。福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保障措施是:一是促进对外贸易"优进优先"发展;二是提升外贸经营主体国际竞争力;三是着力提升外贸出口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四是创新加工贸易发展方式;五是积极培育对外贸易发展新动能。     

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兼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

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兼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章深北宋熙宁、元丰时期（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宋朝曾发动过一场全国范围的外贸制度改革。“元丰市舶条”（又称“元丰广州市舶条”）是这场改革的一份重要法律文件。过去还没有人对它进行专门研究。中国及其池东方...     

澳门妈祖阁庙的历史考古研究新发现

在对澳门妈祖阁的实地考察研究中,笔者有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可以修正以往澳门民间以至在学界都相当流行的误说。 一、新发现了在“神山第一”亭(殿)后的神龛后石壁顶上刻有一行文字为:“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以往由于神龛的遮挡,故从来没有人能看到此刻文并将它公之于世。本人是在一次考察时看到管庙人为神龛搞清洁,便趁机查询和察看,才发现该处有这一行石刻文字。后又再度考察拍照,得到了清楚的确证。据明清有关史籍的记载,太监李凤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至四十一年十月出任广东最高税务官员,其职掌及官名曾有:采珠廉州兼征市舶司税课、税监、珠池市舶税务内监、市舶太监、税使、税课使等,但尚未见有如刻文中的完整职衔且有“兼管监法”一项。李凤来粤之初,曾因欲驰节香山县城,以及派人到香山县属下的鸡拍诸山采矿等事,与该县的知县张大猷(任期由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有过一些争议过节,李凤放弃了进驻香山县城的计划。但是据此石刻文字,可以推断李凤本人最终在张大猷任满的万历三十三年到过香山县,而且来过今澳门半岛妈祖阁处,主持了天妃庙的创建,关于其主建澳门天妃庙(妈祖阁在明代的官方正名)之事,迄今未见有其他史料记载。此一刻文的发现,不但可以补史料之缺     

试论宋代的舶货

在中国历史上,宋元时期是开放海上自由贸易的时代。除钱币、陶器以外,中国生产的高级丝织品、装饰品、文具等也是蕃商的交易目标。而为了获取这些商品,商人们到底会带什么样的东西去中国呢?肯定会有大量的舶货自海外输入。那么,在宋代海外交易的盛况中,对中国来说必要的舶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一般都认为是香药、宝石之类。那又是怎样的香药,香药中哪一种最受欢迎,香药以外又会考虑哪一类?运送至市舶司的货物,未必都是南方的物产吧?本文试图在考虑产地等情况的同时,通过对进入中国的舶货的研究,了解宋代海外贸易的具体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考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条(以下简称为《宋会要》"市舶")以及东洋文库本(藤田丰八手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市舶"条)的一部分,将其中记载进入中国的舶货全部抽取出来,并按内容加以分类,做成分类表,逐次加以分析,考察这些舶货即输入品的特征,进而考察当时海外贸易的特点。作者将舶货分为植物(占80%)、动物(占11%)和矿物(占9%),发现植物类中的83%是香料、药和香辛料,显示中国人对香的偏好。最后,作者揭示,进口的奢侈品被分为呈送宫廷(起发)和剩余的由市舶司在当地销售(变卖)两部分,后一种行为使民间也能用上外来货品,提升了整个宋代的文化。     

论福建在明清中琉关系史上的地位

明初，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①。清袭明制，福建仍是中国通琉球（今日本冲绳）的唯一口岸，因此福建成为中琉关系发展的重要省份。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在福建造船、招募使团人员，福建是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启航和返航的地点；琉球来华进贡使团均在福建上岸，进京人员均由福建政府派人护送；琉球政府曾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在福建学习各种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为了发展中琉友好关系，明政府还曾颇令让闽人36姓移居琉球。由此可见，福建在中琉两国之间政治交往、文化交流、贸易交通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