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专营权改革应关注的几个问题--论澳门赌权开放

澳门赌业经营的专营是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澳门的回归、专营权到期,赌权开放与经营模式的转换已成澳门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文对专营权改革提出几个值注意的问题以供决策者参考.     

繁荣与矛盾:澳门赌权开放十周年回望

作为澳门博彩业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赌权开放对博彩业本身乃至整个澳门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因此而当然地成为澳门经济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历史事件.十年来澳门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以及社会的繁荣稳定,用事实证明了赌权开放之不可否认的历史意义.然而,在肯定其十年来为澳门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辉煌成绩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博彩业“井喷式”增长的背后,也日益暴露出诸多体制矛盾和结构冲突.本文指出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客观存在,分析了其成因,阐明了澳门博彩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清除的主要障碍.     

依法治赌若干问题之我见

从分析赌博的性质、类型及其特点出发 ,找出赌博对社会造成的重大危害和当前赌博泛滥的原因 ,提出依法治赌的对策和建议。     

论帕斯卡尔的上帝之赌

人类事务永远面向不确定,因此总包含赌赛成分。人类理智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上帝存在并不能通过证明获得。帕斯卡尔首先通过对怀疑主义的拒斥,说明必须进行上帝之赌。而在具体的概率分析中,说明在赌赛中面对的是无限的不确定性,必须用数学的无限来赌上帝的无限。上帝之赌最后指向的依然是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其护教倾向明显却又值得阐发。     

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宴饮“赌射”——敦煌文献P.3272卷“射羊”一词小解

敦煌文献P.3272《丙寅年(公元966)羊司付羊及羊皮历状》中的射羖羊一事,为正月期间归义军衙内宴会后一次赌射活动中,作为赏赐利物的一只山羊的支破记录。证之以他史料,表明敦煌人在较隆重的宴会期间也举办博射(赌射)活动。     

“赌权开放”与澳门博彩业发展

"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为澳门的赌权开放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以赌权开放为核心内容的澳门博彩体制改革,为澳门博彩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博彩业的大发展成为了澳门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主动力源。然而,澳门博彩业在超高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和隐忧。在追求产业多元化的同时,把博彩业自身的事情办好,保持博彩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仍将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澳门经济发展中的首要任务。     

论“入世”后广东保税区发展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分析广东保税区发展现状和主要特点的基础上 ,探讨了我国“入世”后对广东保税区的影响 ,认为机遇将大于挑战 ,广东保税区应确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发展目标模式 ,尽快制定全省统一的保税区条例 ,以适应“入世”后的发展     

学习“三个代表”论坛 正确把握和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

“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是江泽民总书记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新论断。这一理论符合历史发展的新要求 ,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三个代表”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整体 ,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 ,必须正确把握和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理论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搞好本职工作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澳门赌权开放政策的社会效用与管理调控——基于青少年群体的调查研究

澳门赌权开放政策在取得显著经济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效用,文章通过调查发现赌权开放所引发的博彩业高速增长对澳门青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个人价值观、事业发展选择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干扰,并由此研究认为作为公共管理核心手段的公共政策,其执行与实施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对于政策效用的全面预测评估、政策实施的具体控制和预防反应以及社会相关群体的力量作用。     

论形而上之数与形而下之数包涵的一分为三思想

数学中的数轴、平面直角坐标系、空间直角坐标系为形而下之数 ;哲学中的“三生万物”、“函三为一”、“数成于三”、“道成于三”和“物成于三”等为形而上之数。它们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思想 ,能够对“一分为三”作出比较全面的诠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从东莞制鞋业看广东“双转移”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广东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金融危机中，广东率先提出“双转移”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实施转型升级战略，加快优势传统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作为政策重点对象的东莞，其传统优势行业——制鞋业也面临“双转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通过对东莞制鞋行业环境及特征的分析，探讨“双转移”主体的作为，结合微观角度下的鞋业生产模型分析“双转移”的政策方案。     

澳门博彩业发展的社会问题分析

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主要探讨2002年澳门赌权开放以来,博彩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种显在的或潜在的社会问题,包括澳门的就业结构严重失衡、外劳输入引发的社会冲突、青少年的教育冲击、社区赌博化、病态赌徒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     

无——领会老子道的视角

老子的道深玄不可言说。但恰恰是不可言说,给世人留下了无数言说的角度。笔者以为,从“无”的角度言说更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道的丰富内容。《道德经》第一章虽然同时用“有”、“无”两者描绘道,但从“无”的角度领会道是更佳视角。“有”是道的静态属性,“无”是道的动态属性。在老子看来,“无”比“有”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道的实质。所以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探析

党的“一大”召开 ,对党的创立做出最大贡献的“南陈北李”却没参加。无论是公务繁忙说还是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说都不能圆满解释陈独秀为何不参加党的“一大”。本文认为 ,陈独秀未能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 ,对“一大”召开不重视才是其不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陈独秀认为建党于 192 0年而非 192 1年的“一大” ,“一大”前党已有全国性组织 ;“一大”代表和早期党员承认当时认识不到“一大”的意义 ;从党的“一大”的内容、参加者会议期间的表现、“一大”后的反应、广东党小组的代表数、李大钊的不参加、“一大”对建党的意义、代表们都忘记开幕闭幕日期等方面都证明 :在建党早期人们对“一大”认识远没有今天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     

以家族伦理重释性别文化--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与张翎《阵痛》之比较

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与张翎的《阵痛》两部小说以家族伦理寓言神话,女性情感体验与历史记忆,对两性个体人性的复杂嬗变进行批判与反思;两部小说诠释纯洁的母性关爱伦理是人类“完整的人”的人性善根,男性“大我”赌性顽疾和着金钱物欲的变异对现世代人性的破坏力。从家族基因遗传对民族性与人类性进行开掘,呼唤现世代人类心性的“母性归属”。以母亲强大自我内在性的、超验性的人性张力,揭示母亲以大地般的坚韧与顽强、博爱和圆融,迸发出的母爱精神的“永恒能量”。     

道德与语言

道德无论在形式的层面抑或实质的意义上 ,都与名言相联系 :“说”以及如何“说” ;“说”内含何种意蕴 ;“说”与“在”、“言”与“行”如何相互关联 ;等等。这些问题渗入于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的整个过程 ,并制约着道德理想的实现方式。在道德判断的层面 ,言说涉及描述、表达与规范的相互关系 ;在主体与主体间交往上 ,言说表现为对话与独语的统一 ;在境界的意义上 ,道德的言说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     

澳门赌权开放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分析

澳门赌权从独家专营走向开放,标志着澳门博彩业从独家垄断走向寡头垄断,竞争的引入带来了服务设施与服务水平的大幅提高,同时推动澳门博彩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一项制度变迁带来收益,也必然伴生出成本,同时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是相互影响的。本文试图分析博彩专营权开放后,对澳门社会政治带来的影响。     

“先行先试”稳步推进——广东“金改”打造粤港澳融合“金三角”

广东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一直在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工作。广州和深圳一直是南方金融中心城市，而规划正在拟定中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重点定位于深圳与香港资本市场对接，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和佛山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分别定位为粤港澳金融合作先行先试区、区域航运金融和物流金融中心以及全国性的金融业后台服务基地。为打造粤港澳融合“金三角”，正在积极推进的金融改革创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消费信贷服务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发展趋势和有益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