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婉约词写作分析

苏轼虽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但他的婉约词也别具一格,不但吸收了晚唐以来婉约词委婉抒情的写作技巧,更打破了传统婉约词香软靡艳的束缚。苏轼扩大了婉约词的题材,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寄寓家国之感和怀人之情。在词的韵律方面,苏轼遵循词律而又不为词律所束缚,他的婉约词为文学而作,而不完全为歌唱而作。他为当时的婉约词坛带来了一股清新高逸之风。     

词论的聚焦与突破——关于明清以来以“豪放”、“婉约”论词问题的回顾与反思

“豪放”、“婉约”是今天用以研究宋词的两个最广泛概念,它们是明代学人建立起来的。它们只是一对包蕴丰富内涵的历史范畴,当代学人在使用时有二个误区:第一,将其看成是宋词本身固有的;第二,将其理解成宋词发展史上相反相对的。其实在清代的中后期,由于新的历史背景,清儒经常从探讨宋词所包含的性情入手,已经表现出对以豪放、婉约论词的超越。     

宋代豪放词风的创立及其特点——兼论苏轼的词史地位

宋词群星璀璨,在我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宋代"豪放"词的出现,是词坛的一大转折。而苏轼无疑是"豪放"派的创始人。他一扫晚唐、五代以来萎靡不振的词风,突破了词为"艳体"的传统观念,扩大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使词沿着一条比较健康的道路发展。苏轼的"豪放"词,以博极雄大的才华,开阔坦荡的襟怀以及意气风发的生命活力,取代了传统"婉约"词的统治地位,极大地征服了读者。     

旷达非豪放，别眼看东坡——苏轼“旷达”词风管窥

传统的观点认为苏轼是豪放派词人,但从苏轼的全部词作来看,属于豪放风格的并不多,苏词的主要风格应该是"旷达".苏轼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但通过深层次的哲理思考以及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他做到了随遇而安、从容不迫,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词风“豪放”说置疑

在古典文学评论中 ,一般认为苏轼创立了与“婉约派”迥然相异的“豪放派”词风。本文认为苏轼词风既没有李白诗风飘逸豪放的境界 ,也没有赶上辛弃疾词风英雄般的豪放气势。苏词大部分作品蕴籍出来的风格是悲壮 ,一种儒士的悲壮 ,一种近乎末路英雄的悲壮。     

论苏轼的词学观

苏轼的词学观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且有所变化。前期,即通判杭州以前,他认为诗词有别,由于积极的参政意识,他把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文创作上;后期,即通判杭州以后,他开始接触词体,并大量创作词作,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词体的看法,认为诗词一体,开创豪放词风,提倡清丽雅致之词,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词学观。     

论苏轼的词学观

苏轼已有自觉的词学观念。他从词学本体论的角度视诗词为同源同质 ,强调词的抒情功能 ;同时 ,他又强调诗词的相对分工 ,注意词的协律可歌的特性。他的词学风格论 ,使婉丽雄放并存 ,苏轼的词学观念既具自足性又有开放与革新的意识 ,其历史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婉约”为词之主流及其成因探折

词由唐发展至两宋 ,词人辈出 ,高峰迭起 ,形成“豪放”与“婉约”两大潮流 ,但主流是婉约词。这种主流形成的原因有 :从社会背景来看 ,词的演唱在两宋成为社会风尚 ,这种风尚适合婉约词的生存和发展 ;时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直是婉约词 ,并被奉为“正体” ,豪放词被历代词学家论为“别调” ,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 ;尽管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的实践上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 ,但他们“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的创作倾向也流露了较为明显的缺陷 ,使豪放词难以为继。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清代词学理论与词创作的关系探析——以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为例

清代词创作与词学理论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又以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最具有代表性。三位词派领袖,创作各有成就,理论各有建树,体现出创作先行、理论自觉、双向互动、繁荣词派的共同特点。     

论“知人论世”阐释方法在清代词学中的运用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构建了中国诗学的千年阐释传统,并辐射到词学阐释领域。清代词学阐释系统的建构承袭了古典诗学的阐释方法,并灵活运用到词学批评阐释之中。清人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历代词人的传记资料,编写词人年谱,搜集作品本事,辑纂词林纪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词人词作的相关背景知识,起到论其世、知其人的功效,达到帮助读者了解作者本意与作品本义的阐释目的。     

清代苏南词学的地域文化观照——以梁溪为中心

江苏在清代词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论在词人还是词作数量上都占有优势,但在地域分布上它又呈现出南多北少的不均衡性。通过对苏南梁溪等地词学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苏南词学的兴盛与地域的自然环境、教育观念、乡邦文学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家族文化对词人群体和词派的形成、对女性词人群的成长起了内在的促进作用。     

转喻的认知解读——以苏轼的贬谪词为例

文章以Lakoff的转喻映射模型为指导,从微观角度对苏轼贬谪词进行认知解读,借助转喻理论对其构建及识解进行阐释,同时也说明转喻不仅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也是一种认知方式,是基于人类经验之上的一种基本概念机制,对人们的思维能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能说明贬谪词中转喻的运用不仅可以使语言表达更形象、更巧妙,而且它也是词人认识和思考事物的一种方式。     

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简论清代论词诗词的价值

清代一些批评家以诗或词的形式表达词学思想或进行词学批评,一些著名的论词诗和论词词成为词论家的代表性的词论文献,成为词学理论的载体,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浙西词派的厉鹗、常州词派的宋翔凤均有《论词绝句》,晚清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也写有论词诗词,有些表达了对词体特征、词史发展、词坛利弊的看法,有些评议了历代词人、词作风格特点、渊源、影响等问题,颇具理论色彩。这些论词诗词是他们词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词学中的“雅”与“艳”

“雅”与“艳”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词学概念,具有丰富的词学意蕴。就词史观之,晚唐五代至北宋词以抒写艳情为主,北宋末年出现了辨别“雅”与“艳”的观念,南宋词以崇“雅”黜“艳”为主要特征,元明词回归艳词的传统。清初本事词因寄寓了词人与其心仪女子的真挚感情,由而脱去寻常艳词的淫亵与庸俗,可谓艳词的自赎。浙西词派主张去“艳”而归“雅”;常州词派引入变雅之音与哀艳之情,为清词的“雅”“艳”观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均提出“雅而不艳”的观点,但对其不同的阐释成为浙、常二派的分野。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论苏轼谐谑词中的“雅谑”

谐谑词一直被视为以滑稽取乐为功用的“俗词”,然而在宋词雅俗之辨的背景下,苏轼谐谑词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态度为谐谑词注入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他扩大了谐谑词的题材范围,另一方面他的谐谑词也以“乐”为基调呈现出将世俗生活审美化的雅趣。同时,苏轼也将个人兴寄与社会关怀融入谐谑词中,既在言说个人情志时呈现出放旷的姿态,也以寓庄于谐的笔调发挥了谐谑词的社会讽喻功能。苏轼的谐谑词较早摆脱士大夫流于悦笑艳情的谐谑意味,转而结合士大夫的责任用谐谑词言说社会问题,将士大夫的身份与谐谑词的讽喻传统结合,使谐谑词呈现出“谑而不虐”的大雅情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清代传记文学论——以顾炎武、方苞、曾国藩、沈复为个案

清代传记家对“文学传记”较为重视,并使之与史传进一步分离,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学传记写作的新潮。同时,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一直不甚独立发达的自传文学,在清代却呈现了某种创新局面。     

论清代黔东南苗寨的纠纷解决 ——以文斗苗寨词状为对象的研究

清代黔东南因为林木买卖的繁荣,经济不断发展,民间的纠纷增多,衍生了黔东南独特的纠纷解决过程.以文斗的词状文书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了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有不同的解纷方式,即神明裁判,官府审理,第三方主持下的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态度.官府一般将自己摆在一个第三者的地位,不主动插手民间的纠纷,不告不理,且在解决诉讼到官府的纠纷时也依契约与情理结案.民众一般采用调解解决纠纷,即使诉讼到官府也是为调解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筹码.第三方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文斗乡间社会的和谐.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清代黔东南纠纷解决的真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