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的互动整合研究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减排与节能双重驱动。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适用范围、主要目标、实施效果方面具有交叉重叠性,多个环境政策工具并用能够有效应对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但应注意环境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与内耗。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一定的“默契性”,后者能够弥补前者的一些不足,如市场失灵、金融风险、道德风险等。然而基于两者目标上的潜在重叠,碳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传导性和“水床效应”对绿色低碳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应予以有效规制。我国应确立碳交易市场在减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首先避免绿色低碳政策与碳交易体系在规制范围上产生交叉或重叠,降低政策内耗;其次要完全评估绿色低碳政策对减排的影响,确保以一种兼容和透明的方式与碳交易体系并存;最后要合理管控其他绿色低碳能源政策对碳交易体系减排的渐进影响,确保减排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效应与政策机制——基于市场制度特征的视角

基于中国碳交易试点建立政策分批实施的交叠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模型,进行碳减排效应和政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未表现出直接的“两难冲突”问题。但其通过降低煤炭占比实现减排效应的政策机制,在“双重约束”下对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挑战。经过基于市场制度特征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碳市场在自发竞争提升排放“基准”水平方面存在“市场失灵”问题,CCER市场也还未发挥出应有的创新激励效应。因此,建议在碳配额有偿分配环节设计构建“政府+市场”的优势互补制度,以科学论证的“标杆”作为排放“基准”目标,弥补“市场失灵”,在全国统一市场架构下完善、规范CCER市场,作为中国碳市场实现“共赢”的制度基础。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特性,仅依靠市场调节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部门需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针对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构建一个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三阶段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中国30个省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博弈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奖励越多,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地方政府抵制中央减排政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惩罚的概率和力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减排,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益;碳排放强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减排动力越小,中央政府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     

近二十年低碳经济研究进展及未来趋势

气候变暖的核心在于碳排放,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碳经济。而低碳经济则是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经济低碳化和低碳经济化。碳排放和碳减排是国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并存的环境问题,由此出现'吉登斯悖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碳减排,促进碳减排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基于庇古税理论的财税手段和基于科斯定理的碳交易手段。而碳税的'双重红利'假说有待进一步检验,全球和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设计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初始碳排放权的分配、碳减排的政策手段选择、碳减排的成本收益比较、区域碳减排的政策设计、碳减排与能源定价机制的关联等均可能是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     

空气污染、排污权交易与区域环境质量提高

２１世纪初,中国开始探索 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在中国的可行性,并逐步在不 同省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省级样本,选取各省(市)被批准为国家SO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确切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采用多期 DID 和 PSMＧDID 方法对 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第一,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提高了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且该结论稳健可靠; 第二,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污染末端治理与生产前端管控这两种污染治理方式实现了 减排,且这些作用途径对SO２这一污染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第三,若试点地区的政府环境 治理意愿越强,但政府实际环境治理力度越弱,则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 效应,同时高度市场化地区的大气质量改善效果更为明显.提出应加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针 对性、指向性和引导性,各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潜力.     

碳交易给我国节能减排目标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催生出了碳交易市场,使得温室气体排放权可以像商品一样被买卖,在一定程度上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出台了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认为碳交易给中国节能减排目标既带来了机遇,也存在着风险,为此,应该采取措施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利用好碳交易这一事件响应国家政策,实现经济目标。通过过对我国企业的具体分析,认为我国企业一定要做到避免贪图眼前利益才能够实现长远发展。     

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西方学者多认为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相比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在应对温室气体减排时更有效率。但在评价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与命令型排放机制的优劣时,西方学者过于强调前者在履约成本方面的优势,忽略其政策形成、执行和监控成本以及对排放实体环境道德意识的影响。基于对欧美排放交易市场的分析发现,在减排初期各市场均因过度分配排放额而导致排放额价格低下,降低了减排动力。基于此,欧美政府在实施排放交易机制的同时,亦借助命令型减排机制对其缺陷进行矫正。中国当前应探索一种将市场排放交易机制与命令型减排机制结合起来的环境政策搭配,以发挥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实效。     

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催生了碳交易,也诞生了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兴市场,兼具环保市场、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点,这些特性导致各国政府需要对该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市场滥用、价格操纵、市场欺骗等现象,保障温室气体减排行为和市场行为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若干可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部分省份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市场机制及监管机制必须同时建立及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体制和制度是综合的,监管主体包括综合经济管理、环保、能源和金融管理等部门。     

气候政策金融化:问题与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确立之后,金融化便成为气候政策过程的主导逻辑。一般而言,金融机构代理关系、股东价值最大化偏好以及去监管与市场导向等多元变量共同推动了气候政策金融化的深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从气候政策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金。但是,气候领域金融工具的大肆运用衍生出包括碳市场投机、碳定价下跌以及横纵双向的阶层地理分化等在内的负面政策后果,制约着全球减排目标的达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应调整碳交易市场买卖双方责任关系,改革失衡的碳交易体系,并适当应用碳税和碳定价等政策工具,结合气候治理与金融治理,创建平等平衡的新型气候政策金融化参与方式。此外,中国应汲取欧美气候政策过度金融化的经验教训,在有效利用金融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加强政策监管,预防潜在风险。     

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不需要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型。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而为经济活动提供有效规制。规制指的是政府为控制市场运作而使用的一套特定的技术,目的是矫正市场失灵。从干预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变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界定政府规制的内容、主体与工具,明确政府规制的范围和方式。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不仅会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也会成为社会发育的重要根源。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制型政府,必须夯实政府规制的法律基础,重塑政府规制的制度体系,提升政府规制的能力水平,创新政府规制的方式方法,抑制政府规制的寻租腐败。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

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具有促进生态意识、促进减排和降低减排成本、促进节能减排与经济平衡发展等作用,发展碳交易市场势在必行。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信息公开及严格审批是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基本原则。本文还分析了碳交易市场许可证分配和计量存在的问题,从计量保障和监督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建设碳交易市场的保障措施。     

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指数研究

便捷追踪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的努力程度和成效,揭示碳减排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地位,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2001—2020年44 502份公司年报分析,从结构优化、节能增效、固碳工程和管理保障四个维度对企业碳减排行动开展定量评估,并构建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指数。发现过去20年中国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力度持续上升,且与国家减排政策紧密相关。节能增效行动最早开展,管理保障行动在2020年有爆发式增长。发电行业和终端高耗能行业企业碳减排行动积极,国有企业在减排行动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从行业内部看,发展规模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把碳减排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减排行动指数揭示了企业对国家政策和时代潮流的响应速度、力度和方式,可为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企业减排激励和约束机制提供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

采用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进行试点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的碳减排,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3种微观机制达到碳减排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培育企业环保和绿色创新新业态,为企业提供技术补助和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等建议。     

钢铁行业运输环节碳减排情景分析与评价研究

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约为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而运输耗能约占物流环节总耗能的5／6。实现钢铁行业中运输环节的节能减排,成为实现我国碳排放总量目标的重要环节。研究钢铁行业中运输环节的碳排放总量与不同碳减排途径及其组合在不同情境下的碳减排潜力,提出基于运输环节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碳排放总量测量模型、基于不同减排途径的低碳化分析模型及基于不同途径水平的情景仿真模型。与传统的累计模型不同,低碳化分析模型考虑碳减排途径间的相互影响作用,采用累积形式对减排途径组合进行分析与评价。最终以重庆某钢铁集团20万吨船用钢材作为案例进行情景仿真分析与评价,研究表明：在现有的运输条件下,可通过改变车辆运输方式直接实现0．7到3．9个百分点的碳减排;甩挂运输与混合动力系统改造,可作为优先发展技术,减排效果可达到30％;通过情景仿真分析得知,提高减排途径水平,减排效果将进一步增强。     

不同政策工具对发电企业碳减排的影响路径

在全球致力于减小温室效应、减少碳排放的大背景下,电力行业作为碳减排的"主力军"和"潜力股",实现发电环节的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发电企业是发电环节的主体,通常可以采用技术手段或市场手段来控制发电企业的碳排放,环境型政策工具即是典型的市场手段。本文基于碳排放权交易、绿色证书交易和发电权交易这三种政策工具,分别分析其影响发电企业碳减排的路径,阐述不同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时对发电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并提出了促使政策工具更好发挥作用的几点政策建议。     

全国碳市场扩容策略的经济和排放影响研究

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并计划通过碳交易政策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2021年全国碳市场从电力部门展开运行,将逐步覆盖其他部门。构建加入碳交易模块的动态CGE模型,评估中国碳市场不同扩容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市场在2022年即纳入其他七个碳密集部门的减排成本和宏观经济损失最小。此时,到2030年碳价为110元/吨,较基准情景累计减排5.11%,累计GDP损失为0.18%。若全国碳市场在“十四五”规划时期内未完成扩容,将导致单位减排的GDP损失较加速扩容情景提高32.77%。从部门角度,纳入碳市场的部门中,电力部门在碳交易政策下的减排量和经济损失最大,非纳入碳市场的部门中,煤炭生产加工部门的经济损失最大。此外,还讨论了模型参数和碳市场机制设计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影响,并为全国碳市场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家公园合作治理:理性审视、法治实践与进路选择

国家公园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与环境管制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模式,以化解环境管制的困局。中央管控型、地方自治型与综合治理型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市场和公众必须在国家公园治理中形成合力,通过治理制度上合作规则的建构、治理主体上合作组织的建构及司法保护上联动机制的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与制衡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公园由行政管制向合作共治的转变。     

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构建

构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不仅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减排压力的积极行动举措,也是中国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节能减排的宏观政策法律环境已经形成,碳交易的实践也为建立碳交易市场创造了重要条件。就中国碳交易立法、碳交易市场的定位、市场主体结构、碳交易所的功能、中国碳产品的设计等提出相关建议十分必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动员与社会组织回应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混合研究

社会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能够发挥补充和补足政府功能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特征,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借助扎根理论方法对动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动员具有与疫情防控需求、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政府日常工作相“适配”的特征,是一种“适配型动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其参与受动员政策的影响有限,对政府动员显现出“低度回应”特征。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动员力,既要加强动员政策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