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分类的门槛效应研究

将工业行业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污染密集型三类,构建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模型与基于面板门槛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在不同行业组的差异和变化,并确定各行业组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改变了FDI对环境质量原始影响机制的大小和方向,不同行业呈现不同的特点。高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显著。中度和低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门槛效应,处于最优的门槛区间时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最显著。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之关系——基于湖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检验

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湖南省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人均GDP）为11 014元。第二,高门槛区间有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衡阳、郴州、常德、娄底、张家界等地区,低门槛区间有怀化、邵阳以及永州地区。第三,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数量的相关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呈现出“U”型关系。     

专利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

针对我国专利激增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低迷和经济增速下行的“创新悖论”现象,基于中国2002—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利用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专利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专利结构只有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会推动经济增长,并促进产业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产值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超过门槛值,即产业结构更加偏向于劳动密集型时,代表模仿创新的非发明专利比代表自主创新的发明专利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适宜地区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应与地区产业发展阶段和特征相匹配。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出发,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借助计量分析软件,选取了我国大陆28个行政区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劳动力年增长率从1985年至2009年间的合并数据与财政分权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我国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负相关,而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正相关。针对这样的结论,提...     

环境规制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75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实施为准自然试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环境-经济双重红利效应的理论依据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该效应会随着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呈现边际递增的规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会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倒逼企业创新、促进公众消费及人才流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基于科技投入的门槛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发展理论界探讨的核心内容。该文用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农业科技门槛效应的结论。当农业科技投入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影响,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逐渐变小,并最终转变为正向影响。因此,要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作用,既需要农村金融自身发展革新,还必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门槛效应、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一国的初始经济条件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具有重要的影响。采取"门槛回归"的方法对初始经济条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收益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过程中,初始的国民收入水平、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发展水平间都存在着"门槛效应"。这些"门槛"前后,资本账户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较大不同。分析当前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条件,可以发现: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跨境资本流动性加大,法律和制度建设水平薄弱,国内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对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当审慎进行。     

中国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财政分权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并未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同时,完善财政收入分权管理制度,纠正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结合经济性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现实背景,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不同经济形势下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可发现：在经济正常波动区间,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都处于适中水平时,二者发挥协同作用,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否则会产生阻碍作用;但在经济持续下行区间,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的组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这一影响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和系统性风险的上升而扩大。因此,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根据不同经济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管理措施,在经济正常波动区间,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可适当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容忍度,把握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的平衡,推动经济增长;在经济持续下行区间,降低系统性风险是首要目标,需要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控制金融发展速度,防止金融发展过快引发系统性风险累积,降低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制度、技术等许多因素的制约。文章认为当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面临技术或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时,经济工具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困难,此时也许使用命令控制工具会更好。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基于我国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产业规模要适中,如果超速扩容,可能导致优势资源向数字头部地区集中,进而形成市场垄断;第二,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三,以信息专利申请数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不存在门槛效应,说明科技创新需要对接市场需求,回归本源,这样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第四,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可获性和资金配置效率,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融合。因此,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强化数字专利的质量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同时避免数字经济的盲目扩张。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