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的视角看环境政策执行的异化

我国出台的环境治理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并未取得其应有的成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异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政策制定的不完全性等均是导致环境政策执行"异化"的潜在因素。通过分析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机理,可为我们纠正执行"异化"现象提供一个基本的解决思路。     

大学政策实施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分析

由于国家和大学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 国家在大学政策执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大学政策的实施中。但是, 因为国家和大学两者追求的利益目标不一致, 于是在政策的实施中就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达国家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处理, 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985工程”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探究

"985工程"政策的执行效果直接关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分析了"985工程"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三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与项目学校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项目学校与"平台"、"基地"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平台"、"基地"与"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揭示出这三种委托代理关系下因利益目标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道德风险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985工程"政策执行的效果。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逆向选择、利益博弈与政策执行阻滞

长期以来,政策执行阻滞始终是困扰公共政策研究和实际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文章引入信息经济学中“逆向选择”的概念和理论,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将逆向选择、利益博弈与政策执行相结合,认为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型,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条件下,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基于自身利益的博弈行为产生的逆向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政策的忠实执行,进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在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政策执行的特点,提出了防范政策执行逆向选择、改善政策执行阻滞的相应建议。     

从分配角度诠释“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评《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即中小股东和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之外,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研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专著《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李春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从股利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展示了分析“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论竞争性公用事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改革

本文在考察规制政策、委托代理关系基本原理以及西方竞争性公用事业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认为委托代理关系应是我国竞争性公用事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论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问题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委托代理有关理论探讨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有效的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机制的政策建议。     

管理者收购(MBO)--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方法

企业制度经历了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的演化变迁,委托代理关系及其带来的问题也从无到有地相应产生.MBO是对过度分权导致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矫正,它能较好地解决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以预见,MBO将在我国企业的有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解决企业产权结构缺陷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开放式基金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在我国契约型开放式基金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聘选机制安排无效,激励约束机制异化,托管人与管理者的共谋,导致代理人“激励相容”与开放式基金治理的暂时制衡。为保证开放式基金健康发展,可采用改变委托人缺位现状、强化监督机制、培育基金管理人竞争市场、重构委托代理关系等解决方案。     

中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及纠偏路径——基于15个警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是解决失效问题的基础。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立了包括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过程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政社协同、媒体监督的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部公布的15个警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必要条件。应对产生失效的三种组态，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政策执行与环保理念耦合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委托-代理”机制、“双重顾客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及“媒介融合”监督机制等纠偏路径。地方政府要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对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组合机制进行有效治理。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债权化的思考——从委托代理角度看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内行政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 ,决定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要解决行政委托代理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既不能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修修补补 ,也无法通过股份化从根本上解决 ,而应该将行政委托代理转变到经济委托代理上来。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从对西方现代公司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入手,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指出了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对策建议.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包含两层,即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公众委托人身份不明确、政府处于关键地位、代理链条冗长、委托风险和代理风险并存等。委托代理关系数学模型表明：信息对称条件下,代理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理人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地方政府执行国家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促进策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个包括廉租房政策、经济适用房政策、限价房政策、公共租赁房政策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之后的安置房政策等的政策体系,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是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厘清利益关系、开拓多元的政策执行主体,拓展融资渠道、丰富政策执行资源,适时调整政策、创新政策执行方式,科学合理规划、提高政策执行质量,健全监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监控,是促进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策略选择。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论教育政策实施中的教育思想异化问题

教育政策中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合理性与价值选择上,但在实践中,教育思想却经常被异化,表现出实用性、迷惑性、无主体性等特征,并带来负面效应:政策失真、教育失本、实践失效。其根源在于政策自身因素,诸如实践性差、低效评价以及固有教育观念的自我保存属性的抵制等。     

民族地区政府执行力问题及对策探析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效果备受关注。民族地区政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众多问题,如政府执行过程中的手段与方法不当、执法的失效现象严重、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追究机制不到位等。要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理论出发来具体探讨,为发现、分析和把握民族地区政府政策执行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种理论视角,为改善民族地区政府政策的执行提供一种科学的行政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引导,为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执行力提供重要启示。     

政策终结过程中公法权精英的权力异化与优化

我国的政策终结过程整体上属于公法权精英主导模式,其决策过程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法权精英的选择,受该模式影响,在公共法权的运用过程中时有异化现象发生,如在政策终结议程建构中出现的回避政策错误、随意终结政策的行为以及在终结方案执行中出现的拒绝、拖延、附加条件和替代性执行等,对此,在加快立法程序建构的基础上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同时强化对公法权精英的伦理道德引导将是优化政策终结过程中公共权力运用的有效方式。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与对策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象征式、附加式、残缺式、替代式、照搬式、抵制式、观望式及扩张式等执行偏差现象，导致这些偏差的原因有：政策本身不科学；政策执行主体的缺陷；政策目标群体的制约；政策资源的局限；政策执行环境的影响等。在分析这些偏差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纠正偏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性对策：科学合理地制定政策、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加强与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的互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