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以来沪深两市首次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单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研究了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经理人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但是,并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经理人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通过操纵"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与企业成长相关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利用2007～2011年我国制造行业200多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与企业成长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出于不同的动机需求,企业普遍存在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行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对企业成长有正向、积极的影响。     

企业金融化与盈余管理——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证据

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为研究目标,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联合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金融化会促进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联合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仍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应计盈余管理和联合盈余管理的“U”型影响更加显著。提出建议：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企业融资途径和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企业管理层应合理支配企业剩余资本,平衡好经营性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层作出金融化决策行为进行管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政府应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减少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     

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动机各异:亏损公司主要是为了实现扭亏和避免亏损等,高盈利公司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实证结果还表明,非经常性损益确实对上市公司扭亏乃至后续年度是否继续亏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将非经常性损益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项独立内容纳入利润表,并进行具体、透明的表外披露;同时,也建议在监管政策实施中全面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股权特征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公司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发生高级管理层变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对于发生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司,如果其控股股东是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所属国企或中央直属国企,则其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股东的制衡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也将越小。研究结果还显示,当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上述因素对公司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基本没有影响。     

盈余质量与企业价值——基于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会计盈余信息向外界传递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成果和现金流量,是企业向外界传递自身综合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人们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加之出现的一系列由于盈余管理出现的财务丑闻,盈余质量受到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盈余质量的高低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息息相关,影响着企业价值,本文就盈余质量与企业价值的影响,结合深沪两市制造业的数据,结果证明盈余质量越高,企业价值越高。     

风险资本持股对中小板上市公司IPO盈余管理的影响

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对象,基于2003年至2009年数据,利用修正Jones模型对IPO盈余管理程度及VC持股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IPO盈余管理现象不显著,也就是中小企业没有明显利用盈余管理提高上市可能性;其次,作为中小企业上市前的重要投资者,VC的参股并没有明显改变中小企业IPO盈余管理,即VC参股没有明显改变中小企业IPO逆向选择成本。明显有别于国外研究,本文研究结果不支持VC的监督或者逐名会导致中小企业盈余管理减轻或加重的观点。     

盈余质量与资本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盈余质量和资本成本一直是西方实证研究的热点,以2001年～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DD模型和Jones模型计量盈余质量,检验公司盈余质量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余质量显著影响公司资本成本,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按照产权性质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能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金融危机、政府补贴与盈余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市公司是否为获取更多政府补贴进行盈余操纵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负向盈余操纵的公司获得更多政府补贴;(2)金融危机之后,负向盈余操纵与政府补贴关系更强;(3)公司使用负向盈余操纵获取更多补贴,会降低政府补贴的边际价值,且操纵程度越大,政府补贴边际价值越低。进一步检验还发现,盈余操纵至亏损状态的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而盈余操纵降低政府补贴边际价值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该结果说明,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时,需考虑其可能存在盈余操纵,借助非会计信息以提高补贴的科学性,降低政策性风险,以促进补贴资源更加合理配置。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约束管理层盈余管理中的作用。首先通过管理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博弈分析发现,当机构持股比例很低时,机构不存在监管意愿,只有当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才会积极地监管盈余管理。其次,以2004-2006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与机构投资者持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持股比例13.07%是机构投资者是否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临界值;盈余管理程度与机构股东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上市公司中机构股东数量的增加,机构的监管效率会下降。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针对该现象,本文从盈余管理动机出发,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特征.本文采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分布特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最后,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盈余管理的几点建议.     

产品多元化、国际化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品多元化与国际化战略是公司成长的两种重要模式.本文以2002-2004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路径分析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公司在实施产品多元化与国际化战略的程度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体现了两种战略的互补效应,并且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这种关系更加显著.此外,利用2002-2004年三年的混合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两种战略对公司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公司绩效的间接影响存在着互补效应.     

“鲍曼悖论”及其理论解释——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9年我国十个行业225家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数据,分别采用方差法和序数法度量战略风险,并通过风险/收益计算窗口的提前或滞后安排对鲍曼悖论的存在性及其可能解释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数据严重左偏,用方差法度量战略风险会导致虚假的实证结果,而基于序数法的元分析结果揭示我国上市公司战略风险和滞后收益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支持风险隐性成本说关于战略风险-收益关系的因果论证。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上市公司专利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

股票市场必须具备为上市公司专利产出提供有效定价的功能才能激励上市公司进行技术创新。本文基于手工收集的1990-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三类专利拥有量数据,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专利定价功能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专利每增加一项,公司市值将增加223万元,其中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每增加一项,市值分别增加309万元、260万元和159万元。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科技公司专利产出所带来的市值增加幅度是传统行业公司的四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的地区,专利产出对市值的影响越大。这些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具备专利定价功能,政府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是强化这一功能的重要保障。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个股情绪、定向增发与大股东利益输送——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识别市场情绪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是公司金融领域的重要话题,但直接测度个股情绪,并分析其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行为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采用“隔夜收益法”度量我国上市公司的个股情绪,以股票日开盘价和收盘价的截面特征变化直接衡量单只股票的情绪值,并细致区分高涨与低迷情绪、强烈与缓和情绪,考察其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增发时机、增发规模和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和增发规模的行为,且个股情绪越强烈,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进行定向增发和提高增发规模;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个股情绪调整增发中认购比例的利益输送行为,且个股情绪乐观时大股东倾向于向外部投资者增发股票、悲观时则倾向于向内部投资者增发股票;高价股、小市值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增发规模的行为更为明显,高价股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识别个股情绪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及规范企业融资行为和制定投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