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实效调研--以“4·20”芦山地震为例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500家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迅速参与到芦山的抗震救灾中,在灾民安置、物资筹集、心理抚慰、维持秩序、志愿者培训等方面发挥政府救灾助手作用,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力军。通过对四川省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此次芦山抗震救灾的参与方式、特点、范围及持续性等现状进行调查访谈,分析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的经验与不足,以期为构建科学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建议。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回顾与思考

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国思想界围绕着“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否是“普世”的价值,中国改革开放是否是向“普世价值”回归,抗震救灾是否彰显了“普世价值”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具有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它凸显了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性,也凸显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紧迫性.     

不屈不挠 团结奋斗

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和社会界大力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调集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向灾区人民送温暖、献爱心，充分体现了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伟大民族精神。     

“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革命”话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有“持续论”与“断裂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若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或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从村庄道德与权力体系来看，“革命”话语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则呈现为延续性。     

中国历史上的“帮闲”

中国历史上的“帮闲”及其“帮闲现象”，是古代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事象，亦是当时颇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本文根据宋、元、明、清各代相关记载，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帮闲”的寄生方式分为四种类型，分别缕述，并对“帮闲”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初步分析。本文认为，以游手好闲寄食为生为特征的“帮闲”之类人物在两宋以后的大量涌现和源源不绝，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征兆之一     

论社会主义公共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公共服务”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公共社会”时期。“公共社会”是一个讲究和注重公共产品、公共机制、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及其所有制性质的认识和设想还是初步的、模糊的，而如今，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整体存在并和谐发展的公共社会。社会主义的公共社会是以“公共所有”为基础，以“公共权益”为纽带，以“服务型政府”为上层建筑的。这样，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公有”转变为“共有”，然后再组合为“公共所有”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百家争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次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演进过程，历经五百年之久，与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确立的过程相一致，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社会结构解组是“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上层建筑结构解组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是“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士”阶层的崛起是“百家争鸣”的载体。     

社会承认理论的现实性初探——读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

本文试图通过对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认真解读，梳理社会承认理论的历史及其其中的历史观，发掘其理论意图，揭示其理论和现实困境，进而说明社会承认理论确立的独特的社会历史观，虽然无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做出全面的解析和预期，但是对于解释公众社会或“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却具有重要意义，能对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驾齐驱的“社会”建设产生重要启迪。     

慎终·追远

14日．地壳运动再次打击了中国西部．7．1级的强烈地震已夺去了青海玉树超过2000个生命。经历了近一年前汶川地震考验的中国社会行动迅速．正在国外访问的胡锦涛主席为了“同全国人在一起”．提前回国指导抗震救灾工作。4月21日．全国上下为玉树地震遇难同胞进行了哀悼，神州大地沉积在悲痛中．这也是继汶川地震后的第二次全国哀悼日。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时代”表述的理论具体化

从唯物史观视角考察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的时代”，分析了马克思这一表述所关涉领域的广泛性，认为“社会革命的时代”是“全面革命”的时代，它不仅使政治结构、而且使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从马克思的表述可以看出，彻底的“社会解放”是整个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致力于达成的目标。工人阶级必须为之建立新的政府形式，并由此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现革命性变革。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

本文论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文章认为战国秦汉初年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是以追求“势利”价值观为特征的。道德沦丧，知识贬值及秩序紊乱是重要的社会病．本文认为桑弘羊提出“官办盐铁”，“严威酷刑”之“与民争利”的国家控制对策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董仲舒强调“以教化堤防之”的道德控制对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司马迁着眼实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善者因之”，“利导之”，“整齐之”及“与之争”的多层次宏观系统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官员“直播带货”:基层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

官员“直播带货”属于技术行为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在社会资源吸纳方面创造了“现象级”成效，呈现出由实体场景转向网络虚拟场景的特殊性公共治理范式。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官员“直播带货”的实现机理和实践局限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双重委托代理、技术驱动下的多主体参与以及网络场景中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有效促进了官员“直播带货”的实现。其实践性难题主要表现为官员身份定位模糊、消费者信任困境、制度支持缺位。为此需通过建立价值认同，搭建普遍信任的社会场域；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建设专业化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激活制度活力，增强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从而实现官员“直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     

“家社会”与“分形人”

列维－斯特劳斯为解除“非单系社会”的亲属—社会结构研究中遭遇的严重困境指出了一个颇具魅力的新方向———“家社会”，本文简要述评列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人类学文献中其它相关的讨论。结合Ｅ·瓦伦丁·丹尼尔的人观论述，运用罗依·瓦格纳的“分形人”概念提出，“家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家”都是“分形人”。     

社会二重结构论：社会内部结构与社会外部结构

社会二重结构是指社会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历史结构与现实结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时，出现在空间时间上的连接、架构与二重关系。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使用“社会二重结构”这一概念，但社会二重结构的重要思想，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世界历史”、“跨越式”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中都有所体现。作者试图通过对社会结构的二重关系和二重作用的考察，进一步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力图解答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生活型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呈现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新发展阶段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以内需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扩大消费政策。针对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新发展阶段要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观点，指出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具有两面性，发展到当代体现的是资本垄断逻辑，奉行的是“经济人”假说，遵从的是“物本”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道路为在西方“消费社会”模式之外创新“生活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遵循。“生活型社会”将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良性运行从发展理念向实践形态转化提供操作平台，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将从“物”的最大化追求向人的生活幸福美好最大化的文明形态转型，并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激发出新的社会动能。在“生活型社会”政策导向上强调，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要明确同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划清界限；重新审视和再建构“蛋糕”理论；防止无度资本追求把中等收入群体视为狩猎对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奉行包容性发展，从而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发展任务提供理论支持。     

公民社会在中国发展所应遵循的五个原则

赵黎青在2008年6月30日《学习日报》撰文指出，通过对公民社会组织参与此次抗震救灾的考察与分析，将会有助于对中国公民社会性质与结构的认知，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在中国健康发展。下面几个原则是公民社会在中国发展所应遵循的：第一，多元包容：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在现实基础上形成的，既有历史上形成的各类组织，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新创建的组织。     

营造“现代社会组织”生长的社区环境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社会组织”的概念，要求“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管理机制并列起来，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四大重要目标。     

城乡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结构与秩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传统的“乡土中国”不断解体，“城乡中国”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新形态。城乡中国阶段新的城乡均衡关系逐步形成，农民自由进城和顺利返乡，形塑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半工半耕”结构。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工半耕”结构充分体现了农民的阶层自主性，赋予了中国社会结构充分的弹性和韧性，维系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均衡。城乡中国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特色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保持稳定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     

国企当为中国社会的顶梁柱

在此次鲁甸抗震救灾中，中国国企迅速投入震区救援，让社会看到了国企的素质、国家的希望。 从三大通信公司保通提速，三颗卫星资源开通“绿色通道”，三家大油企确保供油不间断，到电力抢修、电网全面恢复，航空、铁路、物流等紧急调动保障物资运输；从专业人员赶赴灾区抢险突击支援保障，到食品、水、药品、医疗器械、帐篷、衣被等物资紧急调运；从一线全力有序救援，到国资委领导下各大企业24小时领导值班，国有经济在关键时刻协同作战，全方位、大力度、高效率地为人民排险救难，其出色表现广受肯定。     

深圳需要一个漂亮的转身!

对于公民社会，许多人心存梦想。从臣民到公民，一字之变，蕴涵了国之大变、民之大变：然而长久以来，公民社会的概念并未进入主流话语体系，甚至在数十年间都是“敏感字眼”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人民直接联系，人民被国家紧密控制，这样的“国家一人民”二极体制使“社会”消泯了。而公民是一定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意味着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公民参与的多寡决定“社会”的兴盛与衰落，如无社会，何来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