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反清思想与拜上帝教的创立

洪秀全究竟是先有反清思想再创立拜上帝教,还是先创立拜上帝教再有反清思想?这是研讨洪秀全早期思想演变和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史学界长期讨论未能获得解决的一个问题。罗尔纲同志认为,“洪秀全的创立拜上帝教是在他决心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有的同志认为,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是在创立拜上帝教之后。可见,这仍然是一个有待重新探讨的课题。我们再次阅读了关于洪秀全早期活动的史料,重新考察了这一问题,并从各家研究成果中汲取了颇多教益。现在不揣冒昧,也想谈谈自己的若干见解,求教于专家学者。     

新儒学研究三题

一、确定我们自身的存在 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 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 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 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 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宋明儒家所面临 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 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 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 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中岩文学的儒家思想

中岩圆月为五山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诗慕杜甫，多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之作，表现出浓郁的儒家诗学观；其文《中正子》、《上建武天子表》等深受孔孟、程朱以及隋末哲学家王通等人的影响，表现出儒家的仁义、中正、诚明等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观。同时，作者努力把它运用到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中，为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学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儒学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追溯,从伏羲到周公,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为代表;从孔子到汉儒,以孔孟仁义之道为代表;从韩愈到程朱陆王,以超越时代的心传说和天理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以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说为代表等几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由古到今的发展阶段。儒学道统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游悟济宁

正游悟济宁,济之魅立体而丰富——它泛舟而上,流连着运河的光影:它温文尔雅,张扬着孔子的风尚;它宝相庄严,似乎有佛陀的伟力;它登山长啸,裹挟着好汉的情怀;它忘情山水,诠释着大美境界;它精雕细琢,凝聚古老东方的温度和意蕴;它放慢脚步,张弛着一座"慢城"的气魄。儒学圣地与千年佛缘当儒学从济宁开始发源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仿佛就已经定格,孔孟诸人游走四方开坛讲学,开启的不仅是一个学派,更是一个时代。千年之下,儒风不息,走在济宁这座古老深厚的城市里,从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试论孔孟儒学的现代价值

本义分析论述了孔孟儒学的合理成份，认为这些合理因素，是儒学长期被统治者推崇的根本之所在，而其中的某些原则性、社会性内涵对当今仍有借鉴价值。     

对儒学的展望

近年来学术界对儒学的研讨趋于热烈, 发表了不少见解独到的论著和文章,读后给 人以有益的启示,发人深省。但对一些问题也 颇感困扰。例如对儒家学说在实现四个现代 化方面的意义,以及儒学未来的发展和走向 等问题,我们对之既有一定的兴趣,而又对目 前流行的一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儒家学说在我国的四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儒家学说将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是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儒学的未来发展能否实现现代     

中庸范畴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本文主要阐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庸范畴的基本涵义；一是中庸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文章辨析了中庸的三种命义，确定了它的四重内涵；论证了中庸在孔子思想中的特殊地位，揭示了它在构造儒学体系中的杠杆作用。文章认为，中庸作为孔门的“一以贯之”之道，在儒学中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又是其方法论原则，由此构成儒学的理论基石，代表着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     

论“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学的没落

文章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初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一曾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学术思想发展本身来看,它没有促进儒学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儒学的没落。这集中表现在汉代儒生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政治品格的堕落;放弃学术的探讨,以通经致仕为追求的目标;以及抛弃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而掀起了新的神学浊流。     

试论西汉新儒学理论体系的生成

为了大一统政治及时代发展的需要,董仲舒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孔孟儒学思想及法家专制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和发挥,构筑了西汉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思想的统一和融合,影响至为深远.在董仲舒及其新儒学理论的评价方面,历史误解颇多,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渐深入,应该还董仲舒及其新儒学理论体系一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     

论儒家思想、社会心态与宋代词风之演变

宋代词风的演变,受制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学,宋初儒学已见衰微,词以其为“小道”,而避开儒家“明道”的导向标,因而婉约一派兴起。南渡后,民族危难在即,词人又在儒家“言志”大旗下集聚起来,于是豪放词便异军突起。南宋当局在求胜无能时,又奉行儒家“无道则隐”的信条,龟缩一隅,求乐避祸;一些词人也安贫乐道“弗趋荣利”只追求一种工丽典雅的形式,形成典雅词一派。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直面问题寻方法,重铸"经世"新精神

“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品格,凭借着这一精神品格,儒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排拒佛老的出世与遁世思想,代有儒家宗师崛起,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革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体现了儒学与世偕行,     

“危机”从何而来

生命在于运动。新陈代谢的终止是僵尸的“诞生”。人们常带挖苦的口气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孔子。”从某种角度来理解,这与其说是对儒学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对儒学的赞颂。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儒学历尽人间桑沧,其至尊地位却巍然不动。究其原因,就是儒学有极大的思想容量,便于吸收新的思潮,不断产生新的“孔子”。早在战国时候,儒家内部就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当时就有好几个思想面貌不同的“孔子”。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墨家。它一诞生就虎气生风,对儒学发动猛烈的进攻,史称“儒墨显学”。墨家在逻辑学与物理学方面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     

儒家哲学的现代命运

儒家哲学的现代命运如何 ,很大程度取决于儒学回应现代文明挑战 ,自我更新、自我扬弃的努力 ,取决于儒学后代对它不断扬弃、有所创造的程度。只有怀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拿出深刻自省的勇气 ,认真研究儒学 ,彻底剔除糟粕 ,积极增补创新 ,儒学才能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

在当代的著名学者中 ,傅伟勋是新儒家最为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对当代新儒学所面临困境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说 ,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傅伟勋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 ,对他批评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作了梳理 ,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提示了这些批判的独创性价值和超越性意义 ,从而使学界能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这些争辩性问题的内涵。